人始终是我关注的中心，人是起点，又是终点。人的问题可以区分为三个问题：人是什么？人可以做什么？人能够希望什么？人或许可以从道德起步，而最终与上帝相遇。

“人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到人性，涉及到人的共同性和差别性。人的共同性是他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既有灵性的一面，又有肉体的一面。认识脆肉的，既有能够飞翔和高扬的精神，也有卑下的、会疼痛、最后会死亡、会腐朽的身体。对待自己的身体是容有较大自由的，对待他人的身体却能不取谨慎小心和尊重关怀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种异常尖锐的形式，在《地下室手记》中指出了人的内在限制；在《死屋手记》中指出了人的外在限制。这是所有人的共性。而在人的内部，在人与人之间又存在着差别性。而人内部存在的这种差别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共性，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和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命定地不会完全一样的，是始终存在着差别性或多样性的。至于说到这种差别的具体内容，除了像两性之间的差别（性别）、年龄之间的差别（代沟），以及种族和文明之间的差别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指出一个非常重要，却几乎一直无人从哲学上加以思考的差别，这就是一种数量上的差别，一种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的差别，一个由品质的观察而发现的数量上的差别。由这一差别所导致的自由和人性的冲突还是没有解决的难题，因为它并不是简单地谴责宗教大法官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人性的问题上也许还是要回到帕斯卡尓对人的描绘：人既伟大，又悲惨。这一人性同时构成了人类能够有何作为的限制和可能性。

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可以做出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奇迹，比如近三十年飞速发展起来的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就是前人几乎无法想象的。但我们还是要知道人类自身的限制。从知识与能力上考虑我们不可能无所不能，而如果从道德上考虑，我们更不可能无所不为。所以，在道德上，我们与其问：人可以做什么？倒不如先问：人不可以做什么？人的确不可以为所欲为，人应当遵守使人类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基本戒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可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几部长篇小说其实都在讲“不可杀人”——哪怕是杀死一个“废物”且能带来“好的结果”，哪怕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社会理想”且自己也愿意牺牲，也仍然不可以杀人，不可以随便流他人的血。“不可杀人”看来是一个老掉牙的常识，却具有一种世纪的前瞻性。19世纪预感的恐怖到了20世纪就变成了真实的恐怖。随后的20世纪人为地杀死了千千万万的人，似乎发展到相当成熟和有礼的文明一下子变成了血海，以致许多像加缪这样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思想者又一次发出了这一沉痛的常识性呼吁：“不可杀人。”而我们有把握说这样的灾难未来绝对不会再发生吗？

人能够希望什么？人能够希望一切。人是有理性和欲求的存在，也是有渴望和激情的存在。人可以希望和追求自己朴实的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也可以希望和追求永恒与无限。人们常常用“上帝”称谓这一永恒与无限。甚至可以说，如果人类中竟然没有人追求和渴望无限，人就使自己完全等同于其他动物了。人为什么会如此追求和希望也许还是一个谜，而人千百年来确已在这样的追求和希望却是一个事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就都是在这条希望和追求之路上我们的先行者，现代人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