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青年毛泽东受到近代民主爱国思想的熏陶，同情劳动人民疾苦，崇敬革命志士。辛亥革命高潮时期，他投笔从戎，立志报国，参加了湖南新军。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离开部队，继续到第一师范“修学储能”，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研究，求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途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和方法，观察和分析辛亥革命。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深刻地解剖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与历史教训。他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辛亥革命的思想，不断发展和创新。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和“伟大领袖”。“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革命政府；它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毛泽东在许多着作中，热情地赞颂了辛亥革命先烈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奋斗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号召人们再接再厉继承辛亥英烈的遗志，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客观方面，“是敌人力量太强”。这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主观原因“是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军事方面，同盟会组织和领导的几次武装起义，或因“没有有组织工农群众”的配合；或因起义计划不周，组织不善；或因起义力量分散和自发性，均不同程度遭到失败。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对新军做过一些联络和争取工作，但没有能掌握住新军。新军“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入伍的士兵，军事训练少、组织纪律差，“实系乌合之众”。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新军，“拥兵自卫”。黄兴名为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许多军队指挥不动”。在政治上的根本弱点，是没有同人民大众联合。1919年8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民众是赞成、拥护辛亥革命的，“但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这段话从本质上指明了起义新军的致命弱点，也从政治上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剖析。他说：辛亥革命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虽还不多，然而他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农民占近代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民革命的主力。他强调：“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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