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行为都是个人行为。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行为的目的、动力、处境、方式（尤其在是否有意识地协同等方面）区分出特定的“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集体行为”（collectivebehavior）这个词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Pack）创造的，它不同于后来奥尔逊（M·Olson）所用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的概念。1帕克解释“集体行为”是在共同和集体的冲动影响下的个人行为。他强调这种冲动是互相影响的结果，2集体行为的参与者具有一种共同的态度或类似的行动。它意味着人们在一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行动一致。“集体行为”的形式有：对灾难的共同反应（如同处地震灾区的人们）；集体着迷（如时尚、气功热）等等，而尤其突出地表现为“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

埃贝尔（R·Herbele）强调社会运动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团体意识性、团体认同感以及团体性。这三个特征由规范性信奉“基本思想”或意识形态的特殊样式整合在一起。在这种规范性信奉形式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信仰的价值、理性的伙伴关系；对具有超凡魄力（“卡里斯马”）的领导人的仰慕与崇拜；以及利益结合的纽带。3我还想强调集体行为的这样一个特点，即无论这些行动是由一些集合的个人共同在场做出的；还是由集体中的一些个人零散地、分别地做出的，它们都是集体的功能行为，其中的个人很难摆脱这一点，甚至反叛、脱离的行为也是最后的一个集体行为，不过，在社会运动中，这种后来的“不由自主”通常是和开始时的“自觉自愿”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它后来常常具有一种“难于退出性”，“退出成本”很高，乃至“退出”即意味着决裂和背叛。

《群魔》中的集体行为

从道德方面思考这种集体行为的焦点是：能否为实现社会理想采取不符合一般道德（乃至不合其理想）的手段，例如使用欺骗、隐瞒、谋杀伙伴或无辜者、恐怖主义和强制等手段？在此，我们有必要严格区分目的与手段，区分对理想的讨论与实际行为。一个现成的例子可以从《群魔》中取得：希加廖夫提出了一种他所设想的未来世界制度的体系，这个体系“从无限的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告终”，他提出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并把这当作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十分之一的人享有个人的自由，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有无限的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丧失自己的个性并变成一群动物似的东西，通过永无休止的服从，经历一连串蜕变，然后达到伊甸乐园式的原始的纯朴。但希加廖夫并不想自己推动这个过程，而毋宁说是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自然过程，甚至是一个令其遗憾和烦恼的自然过程，最后的专制在此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通过多数人逐渐放弃自己的自由而最终达到的，而并不是通过暴力、强迫与欺诈形成的。这一主题我们还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的作品中反复听到。

对一种社会政治理论的探讨无疑是隐含有行动的意图的，有些理论则更明确主张直接诉诸群众，诉诸武器的批判，而另一些理论也至少在提供一种可供他人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意义上是实践性的。但只要不是直接的、明确指向具体对象的鼓动，理论就还是保留在思想、言论的范围内。它对某些因它而起的行为虽可能负有某种道德上的责任，但却不负有法律上的责任。希加廖夫的理论和他本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他在理论与行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希加廖夫的理论中隐含有一种体制的、强制的因素，然而，当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集合小组成员，准备谋杀沙托夫时，希加廖夫经过慎重的思考，却断然拒绝参加此事，并且当众做出了如下声明：

我把事情深思熟虑了一番之后便断定，拟议中的暗杀不但是浪费本来可以用更为恰当而有益的方式加以利用的宝贵时间，此外也极其有害地背离了正常的方法，这对事业一向有极大的危害，使它未能接受纯粹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却屈从于一些轻举妄动之辈，而且多半是些政客的影响，因而数十年来一直未能取得成就。我此番前来，只是为了对打算采取的措施提出抗议，使大家都受到教育，然后就退出当前这个时刻，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把当前这个时刻称作我们的危急关头。我所以要走，并非由于害怕这种危险，也并非由于我对我根本不想与之接吻的沙托夫过于多情，而仅仅因为此事从头至尾都直接违背我的纲领。至于告密和被政府收买，那您对我可以完全放心：我不会告密的。

不是别的小组成员，而恰恰是提出过一个“可怕”理论的希加廖夫声明退出此事，此甚至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惊人之笔；这件事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而又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那时的理想主义者或幻想家保存着普通人的常识和良知。希加廖夫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然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有所不能，有所不为，是因为他不想否定千百年来公认的道德准则去杀死一个无辜者。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向西欧寻找真理、寻找社会理想表现了极大的热忱，正如《群魔》中的跛腿教师所说到的，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谈话和争论，对于当时一切正在思考的人而言，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赫尔岑毕生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别林斯基整晚整晚地跟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进行讨论，甚至对未来的社会制度中最琐碎的，可说是鸡毛蒜皮之类的问题都要预先加以解决。5他们多迷醉于傅立叶、卡贝、蒲鲁东等人的学说，但那时他们还不太考虑手段，他们所接触的这些理论也主要是提出一种价值理想，而较少涉及实现这一理想的实践途径和手段，或者所指出的手段也是相对温和、渐进和缓慢的，如说服、合作社之类。而作为行动者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显然对此感到不满，他说：

“我现在避免一切谈话，──因为迄今人们已谈了三十年，总不能再谈三十年吧，──只问你们喜欢哪一种办法：一种是慢办法，这就是编写一部又一部社会小说，并象起草公文似地预先在纸上决定人类今后数千年的命运，而与此同时，专制主义将把那些本来会自动飞进你们嘴里但你们却让它从嘴边溜掉了的煎饼一口吞下去；也许你们想采取另一种快办法？不论这种办法是什么，但它最终总会松开你们的双手，使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地自行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并且是在事实上建立，而不是在纸面上建立。他们叫嚷：‘一亿颗脑袋’，──这也许只不过是个比喻，既然专制主义根据写在纸上的慢悠悠的美梦要在一百多年里吃掉的不是一亿颗，而是五亿颗脑袋，那末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因此我请求可敬的在座诸君不要表决，而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明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办法：是在泥潭里象乌龟一般爬行呢，还是开足马力飞越泥潭？”

“我完全赞成开足马力！”中学生欣喜若狂地叫道。

“一亿对五亿”，不如此死人会更多，这常常成为采取暴力手段的理由，但它并不是建立在一种可以证明的命题之上，却隐涵了人们是绝对固定不变地被分为好人和坏人的前提。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来说，甚至价值理想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行动、是手段，是立即投入斗争。他认为他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他想出了第一步，他知道该从那儿下手。他对斯塔夫罗金说：“但是我想出了第一步。希加廖夫永远也想不出第一步。希加廖夫之流比比皆是！但在俄国却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想出了第一步，并且知道如何加以实现。此人就是我。”7而我们现在要着力考察的也就是这“第一步”，就是这行为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