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与罚》中，拉思科里涅珂夫犯罪的准备和完成到第一部就结束了，只占全书篇幅的不足六分之一，后面的五部则是表现“罚”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先是大病，高烧、几天昏迷不醒，几欲自首和自杀，后来又是母亲与妹妹来到；索尼亚一家一连串的灾难：父亲被马车撞伤致死，继母又发疯喀血而亡，她自己也遭卢辛诬陷说她“偷钱”；杀妻之后的地主司维特里喀罗夫神秘地出现；侦探波费利的紧追不舍等等。拉思科里涅珂夫就在这些事件中经历了一连串极其痛苦、反复盘诘的思想斗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真正感到了一种惩罚──尚不是刑事的，而是心灵的惩罚，这种“心罚”远比“刑罚”要厉害，为此，他最后甚至感到需要刑事的惩罚，急迫地想寻求身体的痛苦以缓解心灵的痛苦。

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位检察官所言：“遭到玷污的天性和犯罪的心灵会对自己进行报复，比任何人间的制裁都更为彻底！不但如此：法庭的制裁和人世间的刑罚甚至会减轻天性的惩罚，在那样的时刻，罪人的心甚至正需要它们，以便把它从绝望中挽救出来，……”26正是在这种比“刑罚”更厉害千百倍的“心罚”中（当然这必须是在能够反省其心灵的人那里），透露出不仅是反对天才的越界，也反对一切罪行的理由，甚至我们不便把它们称为“理由”，因为它们不仅是逻辑的、理性的，而是以整个身心的力量、以全部的心灵、感情和理性去拒斥罪恶，去试图挣脱出罪行的泥沼。由此也显示出，人不论在罪恶中陷溺得多么深，也仍有向上的一面，有企求光明的一面。

反对的力量

拉思科里涅珂夫杀人后回来，先什么也没脱睡了很久，夜里两点突然醒来，想起了一切事情，他打了一阵可怕的寒战，急急忙忙地要消除罪证，把钱藏起来，然后他就不知该怎么办了，觉得自己似乎连最简单的思考力也没有了，“莫不是已经开始了，莫不是惩罚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了？”他想，他觉得自己身上到处都是血。恰巧他又接到警察局的传票（只是有关他拖欠房租的传票，但他开始并不知道），他去往警察局，想“干脆把这件事结束吧！”在警察局里，他知道了只是为房租事传他而放心了，他开始想用感情打动警官，为自己欠交房租辩解。但他突然感到一种可怕的空虚，感到痛苦的、永恒的孤寂和冷落，他想，他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在他杀了之后，这一切辩解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他从前从未有过的全新的感触，他突然清清楚楚地觉得他再不可能用他刚才爆发的感情，作为一个人而向另一个人申诉，即便面前的人不是警官，而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是一种似乎自己使自己丧失了做人的身份的感觉，似乎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他觉得这是他生平所经历的感触中最痛苦的，最奇异可怕的，心里甚至不由得想：“不如现在就把重担卸去吧！”然而，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如此简单，以后他才知道，这才只是一个开始，他还要经历许许多多次的死和生，许许多次的后悔和反悔，因为他心中还有另一个我，一个抗拒的我。他在快走出警察局时突然晕倒。接着，他偷偷地把抢来的钱袋、首饰等财物连看也没看一眼就急匆匆地扔到一块大石头底下去了。他去找朋友拉如密亨，想找点翻译或教书的正当事来赚钱，很快又觉得他在杀人之后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也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他走在涅瓦河边，注视着眼前壮丽的奇景，却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对眼前的一切发生兴趣和感动了。所有旧日的往事，旧日的思想，旧日的关注、这一切的美景和他自己，一切的一切，都藏得远远地看不见了。他觉得仿佛那一斧头就把自己跟一切人、一切事情的关系都砍断了。他一天没吃东西，在外面走了六个钟头，回来就昏迷了，一连躺了四天。

这样过了几天，他觉得自己还是受不了，谁也帮不了他，他走出门去，想这一切在今天一定要做一了断，因为他再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了。然而，他目睹的一个女人投水而又被救起的可笑情景阻止了他。他又不由自主地到他杀过人的那幢房子里去看，去按那门铃，去重新感受那惊悸和痛苦，然后决定去警察局了结，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件事真正救了他，正是这件事把他引向索妮亚，把他引入一个通过深深的痛苦而新生的过程，因为，如果他在那时候就自首，他的心灵尚没有经历一个真正的炼狱的过程，他肯定不久就会反悔自己的自首的，甚至从这种反悔中再也拔不出来（甚至在他后来经历了那样多的反复和痛苦，并且有索妮亚与他同赴西伯利亚的情况下他也仍有过反悔）。这件事就是：他在路上看到自己以前在酒馆见过一面，听过他的故事的玛尔美拉陀夫被马车碾伤了，他立刻急切地把伤者送往其家，在那里他见到了索尼亚。受伤者很快就死去了，感觉自己“满身是血”的拉思科里涅珂夫在那里突然由于一种怜悯和救助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触，他突然觉得内心里涌起了一种生命和力量，他和死者的小女儿波仑加说话，问她“你会爱我吗？”波仑加作为回答，把她那饱满的嘴唇天真地撅出来吻他，几分钟后他站到了先前那个女人投水的地方，他一时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罪，他对自己说：“够了，我已经跟幻想的恐怖绝缘了！生活是真实的！我的生命还没有和那个老太婆一同死去哩！”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使他内心发生这种转变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就像濒死的人抓住了一根草，他觉得他还有生命力，还能活着，或许他的结论下得太仓促了一点，但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不知道正是一种怜悯救了他，不知道他正是因为开始救助别人而也开始救助自己。不，那不是一种仅注意自身、反省自身所能获得的力量，而是由于他的视线和思路被引向了一己之外，被引向了他人，他的心灵才开始得到医治。

这时，他的母亲和妹妹突然来到了，这使拉思科里涅珂夫强烈地感到他与她们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种变化，他发现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向她们畅谈一切了，他心里已经有了可怕的秘密，原本十分亲近的她们，现在他却觉得十分遥远，好像离着一千里路看着她们似的，对于母亲说的“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很好的”，他只能答道：“不要太相信了。”他开始意识到，他慌忙地要跨过一条界限，但他“并不是杀了一个人，而是杀了一个原则！”27这条原则就是“不可杀人”的原则，就是“人总是有些事不能做，永远不能做”的原则，他杀了这原则，自以为能跨过去，但是他还是没有能跨过去，他还停留在这边，因为这不仅是行为的界限，还是心灵的界限，他的心灵从此像弑君的麦克白一样不得平安。而他虽然想杀死，却毕竟并没有杀死那原则，那原则在他心里仍具有神圣的、绝对的意义，否则他也就不会如此痛苦了。他想使自己的杀人正当化、合理化，但却没有成功，这行为还是绝对像一个罪行、像一座大山一样呈现在他面前，像一块巨石一样压迫在他心头。他以前在没越过这界限之前也感到焦虑和痛苦，总想着做了这事就好了，就摆脱了，他越界后却感到更痛苦，就像他对他妹妹说的：有一个界线，你不越过去不会愉快，越过去却更加不愉快了。28他以为自己能像伟人一样杀人不眨眼，杀人不动心，却发现自己仍然不是伟人，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同样是只虱子，只不过是一只风雅的虱子而已，一只能给自己寻找理由的虱子而已。他确实极其痛苦，然而，离开这种痛苦，要真正新生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走？

拉思科里涅珂夫觉得他没有办法，他只好与母亲、妹妹暂时分离，说他也许以后会自己去找她们的，但只是也许。他说，“无论我遇到什么，我是否归于毁灭，我都要孤独。”他对自己最好的朋友，爱着自己的妹妹的拉如密亨说：“离开我吧，但是不要离开她们。”在这一瞬间，忽然两方面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去找索尼亚，也许他早就知道，只有索尼亚能救他，他早就本能地、直觉地抓住了这几乎是唯一的希望。因为，在索尼亚那里，有痛苦、牺牲、怜悯、深爱，还有最本原的，未被理性、分析割裂和篡改的福音书。29他们在一起读福音书的场景是震憾灵魂的一个场景：

蜡烛头在破烛盘上闪烁着，在这穷相毕露的房间里，朦胧地照着这个凶手和这个妓女，他们那么奇怪地在一起读着这本不朽的书。

他挑选了她来第一个听他的自首。当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他突然面无人色，他叙述了那一过程，却不说出谁是凶手，又一个恐惧的时刻过去了，两人仍然双目对视，他让她猜，她低声说“猜不出……”，然后他说：“好好地看一看”，索尼亚像善良的理萨威泰死前一样无奈、一样恐怖地看了他一会儿，忽然慢慢开始从床上起身，离他远了点，两眼甚至越发死死地盯着他，最后从胸中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哀号，后来她跪在他面前：

“你怎样对待──你怎样对待你自己啊！”她绝望地说道，一跳站起来，搂着他的脖子，紧紧地抱着他。

拉思科里涅珂夫往后一退，带着一副凄惨的笑容看着她。

“你是一个奇怪的女人，索尼亚──我告诉你那件事情，你却吻我，抱我……你并没有想一想你在作什么。”

“现在，全世界上谁……你是最不幸的！”她在一阵狂乱中喊道，并没有听见他所说的话。忽然哇的一声，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他久已生疏的一种感情泛滥于他的心头，立刻便把他的心弄软了。他并没有抵抗。两颗泪珠涌出他的眼眶，挂在睫毛上。

“那么你不会离开我吧，索尼亚？”他说，几乎带着希望地望着她。

“不，不，绝不，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离开你！”索尼亚喊道。“我要跟着你，我要跟着你走遍天涯海角。哦，我的上帝！哦，我是多么不幸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以前不认识你！为什么你以前不来呢？”31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索尼亚与都丽亚的反对：那怕杀死一个再无用、甚至再有恶癖的人，也不是杀死一只虱子，而是杀死一个人。就像《异端的权利》的作者批评用火刑烧死宗教上的持异议者的行为时所说的那样：“烧死一个人就是烧死一个人，而决不是扞卫什么原则”，这里也是：“杀死一个人就是杀死一个人，而决不管这后面有多么动听的理由、动机、效果和目的。”这一思想完全可以被认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他在自己的笔记中把道德的典范和理想归之为基督，然而，他又断定基督决不会去烧死异教徒，他说：“我不能认为一个烧死异教徒的人是有道德的，因为我不承认您的观点──与内心的信念相一致便是道德。这无非是诚实（俄语很丰富），而不是道德。道德的典范和理想在我这里只有一个──基督。我要问：他可能烧死异教徒吗──不会。因此，烧死异教徒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也就是说，甚至基督也要受这种道德原则的制约，或者说，在他身上就体现着这种道德原则。任何人都是一个人，都享有一种基本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优秀者有生存的权利，不优秀者也有生存的权利，他们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前者的权利决没有逾越到可以剥夺后者的同样权利的地步。这就像那位军官在听到大学生的话之后所说：这是天性，是自然。一个邪恶的人，即便犯了罪，可以诉诸法律经过一定程序去惩罚他，但却不可以这样去杀害他。而一个并未违法的不道德的人，就更不可以这样去杀他了。被某种思想或理论盅惑的人们，容易以“清除垃圾、废料”的名义从肉体上折磨或消灭另一些被认为无用、痴呆、堕落的人，或者另一些被认为是“敌人”的人，然而，如果恰恰是你的亲人，与你有某种血缘关系的人，也属于这一要被淘汰、要被抛弃的人们之列呢？拉思科里涅珂夫自己甚至也思考过这一点：

他们告诉我们，说有百分之几每年一定要……象那样……堕落的，以便其余的人可以依旧保持纯洁，不受妨害。百分之几！他们说的是多么冠冕堂皇的话；这些话多么合乎科学，多么使人安慰……你只要一说了“百分之几”，便再没有什么可愁的了。如果我们说出什么别的话……也许我们会觉得更不安了。……但是倘若都丽亚就是这百分之几中的一个，怎么办呢！倘若不属于那个百分之几而属于另一个百分之几，怎么办呢？33

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我们的同胞，都与我们有某种手足之情，所有的生命也都有某种相通性。“清除废料”或“废料”的理由也很可能成为清除我或者某一个集团之外的所有人的理由，甚至恰恰成为清除与自己政见不同或信仰不一的精英和天才的理由。

并且，杀害一个人之罪性还不仅在于对他人做了什么，还在于对自己做了什么，在于使自己由此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罪与罚》用大部分篇幅所述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心灵之罚”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他由隐秘地杀害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资格，由隐秘地杀害一个人而割断了自己同社会联结的纽带，因为按照他杀人的同样逻辑，他也同样可以被别人视为赘物而杀害（比方说在某个时刻──在年老有财的时刻），按照同样的逻辑，他就不应再得到社会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他由杀害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资格，这正是索尼亚听说他是凶手之后最感绝望的地方：“你怎样对待──你怎样对待你自己啊！”也正是因此她说“你是全世界最不幸的。”说“多你有重的担子要担啊！而且你整整一生，你整整一生要担着它。”而拉思科里涅珂夫也领悟到了这一点：“我把自己杀死了，并不是把她！我一下子，永远把自己毁掉了……”。

前述那位军官的质疑应当说是一针见血的，在听了大学生的一番话之后，他径直问道：“那么告诉我，你自己肯杀死那个老太婆吗？”大学生答道：“当然不肯。我只是想说明那件事的正当。”而军官的结论是“倘若你自己不肯干那种事，那就不正当了。”最后的验证一定要落实到你自己是否亲自想做这事，是否你自己会承担它，否则，就还没有提供使这件事正当化的理由，而至多只是提供了站在他人的角度能够理解和宽恕这件事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