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的上空一直乌云密布，聚讼纷纭，然而，由于一部天才的艺术作品往往容易被政治上的各方利用，那种种带有政治旗号的争论就可能妨碍我们对作品进行真正深入和具体、细致的分析，妨碍我们从作品本身去评价作品，去根据作品中的人物及其行为本身去判断究竟何者为正当，何者为不正当，而只是忙于给人物贴上标签，轻易地给作品盖棺论定。
在《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一最积极的行动者，并且他并非是仅仅个人在行动，而且在努力发动其他人投入行动，形成一个组织，努力把分散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种集体行为，引向一个他所期盼的事件，使个别的行动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其他重要人物如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甚至沙托夫，虽然过去同属一个组织，但此时都有些游离于众人之外，只有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紧张地、穿梭般地奔走于各种人之间，力图使所有人都动起来──当然是不同的动。总之，他扮演的是一种集体行为的组织者、发动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在这些行动中，主要的措施有：
1、树立一面旗帜。
这既包括树立一面思想的旗帜也包括一个人物的旗帜，不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看来更重视作为人物、作为领袖的旗帜，而对思想的旗帜，理论的旗帜却采取了某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也谈到平等的社会理想，说他在这方面“拥护希加廖夫学说！”但他并不坚持一定要拥护那个理论，他甚至考虑可以和教皇达成协议，但他很快又说：“我抛弃了教皇！让希加廖夫学说见鬼去吧！让教皇见鬼去吧！我们需要的是耸人听闻的事件，而不是希加廖夫学说，因为希加廖夫学说是一种精致的玩艺儿。这是一种理想，它属于未来。希加廖夫同任何一个慈善家一样，是个首饰匠和蠢才。我们需要的是粗活，而希加廖夫却瞧不起粗活。”
他还说到要利用人们的感伤和怜悯的心理，说“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的传播，主要是出于感伤心理。”但总的说，他在思想理论方面并没有提出或者找到热烈鲜明的、足以使人衷心信仰、热情奉献的旗帜，他在这方面并不成功，也正是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够格的“领袖”，他没能在其组织中，用一种统一的、牢固的、让人动心和感人的理想信念把他们结合起来，所以，在他仓皇出走之后，组织很快就土崩瓦解，他也因此未能充分地、足够多地吸引到那些最优秀、愿意为真理献出生命和一切的人们（只是在少数人如维尔金斯基身上体现出这种精神），因而，处在行动核心的这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就还不能说是完整的，甚至不能说是典型的革命者形象（尤其不是革命领袖的形象），而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被漫画化、丑化了的“痞子革命家”角色，正是这一点最易激起革命民主阵营中人的愤怒批评（如米哈伊诺夫斯基的批评），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一个失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的倾向过于强烈，以致冲淡了思想的问题性，如果这个人物被处理为一个具有献身精神和优秀品质的人，具有高度理论素养的人，应当更能够表现在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价值与规范之间的冲突。
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相当关心树立一个人物的旗帜，并希望斯塔夫罗金来担当这一角色，为此他用尽了各种手段：如唆使人杀死斯塔夫罗金向众人隐瞒了的、出身低贱的合法妻子，想用这桩罪行把他拴住，以便使之与自己捆到一起，他甚至不惜卑躬屈膝，反复说服、哀求斯塔夫罗金担当这一领袖角色。这种屈尊当然也是为了他的“事业”。他深知喋喋不休、才智中常、出身也不很高贵的自己尚缺乏领袖群伦的精神和人格魅力，他急需一个“伊凡王子”来发挥一种号召作用。他甚至说这是因为他爱美，他对斯塔夫罗金说：“斯塔夫罗金，您是个美男子！……您就是我的偶像！您不侮辱任何人，大家却都恨您；您对大家一视同仁，大家却都怕您，这很好。谁也不会走到您跟前拍拍您的肩膀。您是个可怕的贵族。一个贵族一旦主张民主，他就令人神往了！牺牲生命，无论这生命是您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对您来说都无所谓。您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我，我正是需要一个象您这样的人。除您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人。您是领袖，您是太阳，而我则是您的一条蛆虫……”
但美与高贵只是一个方面，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之所以选中斯塔夫罗金还有另外的方面。斯塔夫罗金在沙托夫也寄希望于他之后说：“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硬要塞给我一面什么旗帜？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相信，我可以‘举起他们的旗帜’，起码有人把他的话转告我了。他认定我可以为他们扮演斯坚卡·拉辛的角色，‘因具备特殊的犯罪才能’，──这也是他的话。”13也就是说，不仅是美，还有丑，正是一种善与恶、高贵与卑鄙的混合，而且是在一种很高层次上的混合吸引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光有美善是不够的，光有丑恶也是不够的，这种混合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运动领袖的形象：为了一种纯洁、高尚、美丽的理想，准备去做任何肮脏、卑贱、丑恶的事。而做这一切肮脏、背离常轨的事，又可因这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理想而得到安慰和辩护。也就是说，彼得还看准了斯塔夫罗金有不畏惧行恶的另一面。
2、联络各种人，利用各种人。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身世在作品中不清楚，以前的生活经历也未仔细交代，他是老一代自由主义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儿子，但大概是私生子。16但无论如何，他是可以在上流社会活动的（发动者差不多都来自上流社会），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他先是利用了省长夫人尤莉娅·米海洛夫娜的自信和骄傲──使她错以为尽管他来历不明，负有某种危险使命，但却理解和信任她，会在适当时候把阴谋完全告诉她，他并通过省长夫人来影响和操纵省长，他有时也抛出一点虚假的“秘密”──如沙托夫拒绝承印一首鼓动诗的便条（这一便条被他曲解为沙托夫是该诗的作者）──来吸引省长，来获取其信任，并达到打击沙托夫的一箭双雕的目的，总之，他用了相当的精力来走上层路线，打上层牌，他在城里的贵族、官员家到处走动，他怂恿一些人，奉承一些人，迷惑一些人，恐吓一些人（如对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到处制造一种紧张不安的空气，引起猜疑、纷争和混乱，然后溜之大吉，以便混水摸鱼，火中取栗。
而另一方面，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也把利用的手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伸到最底层，伸到那些处境最差的人那里，伸到那些有隐私、有把柄、有劣迹、胆大妄为，或者就是被追捕的罪犯那里，他利用他们来打头阵。他说他把这样一些人都计算在他可利用的力量之内了：有一个教师，他和孩子们一起嘲笑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的摇篮；有一个律师，他保护一个受过教育的凶手；有几个小学生，为了体验一下杀人的感受而杀害了一个庄稼汉；还有几个为一切罪犯辩护的陪审员、一个因感到自己不够自由主义而在法庭上哆嗦的检察官等等。也就是说，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使所有一切的活动都指向成功。所以，他甚至要利用基里洛夫的自杀，让他自杀时留下一张承认自己杀了沙托夫的纸条来作掩护。他几乎是要见缝插针，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他不是不知道其中有些人，尤其一些打头阵的人品质恶劣，名声很坏，但他认为：“现在却必需有一代或两代腐化堕落的人；需要那种骇人听闻的、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这就是现在所需要的！”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说到需要一些无赖之徒打头阵，然后慢慢就好了。然而，这可能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面，或者是在底层发生的一面，在被动员者的一面，在另一面，亦即在上层，在动员者的一面，倒有可能发生另一种趋势：即首先是最无私、最有正义感和怜悯心，也最有思想和教养的人加入，然后就慢慢地功利化、鄙俗化、粗野化、残忍和投机的人物越来越多。“事业”常常是由那些最好的人与最坏的人首先干起来的。
在《群魔》中，抢劫教堂被判刑，而后又从西伯利亚潜逃的苦役犯费季卡就起过类似在底层打头阵的作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先想让斯塔夫罗金给其隐瞒的合法妻子列比亚德金娜一大笔钱，同时把这情况告诉费季卡，让他为这笔钱去杀死她，并允诺给他护照和另外的钱，以达到把斯塔夫罗金逼向自己这一边并制造混乱和恐怖的双重目的，后来费季卡果真杀死了列比亚德金兄妹，并纵火烧毁了一片房屋，却没拿到他所希望的钱，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又想用钱把他支开，让他去找斯塔夫罗金报仇。最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还利用了费季卡恰巧被人杀死的情况，对其小组的成员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
3、建立组织。
当然，对于事业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自己的组织，建立自己的行动小组，培养一些核心的成员，他在城里建立了一个“五人小组”，这五个人原先大多属于他自由主义者的父亲斯捷潘的圈子：吝啬、胆小却喜欢追逐新潮，标榜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者”利普金；心地纯洁、眷恋家室，然而一家人全追求最新见解的维尔金斯基；他的内弟，空想主义理论家希加廖夫；还有可以在聚会时弹奏钢琴的犹太人利亚姆申；以及一个来历不明、常出入于下等酒馆，与农民，尤其与骗子和强盗十分熟悉的托尔卡琴科。他们听到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一声号令立刻都毫无异议地参加了小组，其中一个动机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日后议论他们不敢加入。又因为他们都热烈地相信，这个小组只不过是遍布俄国的千千万万象他们这样的五人小组之中的一个，它们全都从属于一个庞大但又秘密的中央委员会，而后者还跟欧洲的世界革命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小组又吸收了一个年青人参加杀死沙托夫的行动，这个年青人叫埃尔克利准尉，刚从炮校毕业，人很俊秀，极其孝顺生病的母亲，按期把自己微薄的薪饷寄一半给她。他不爱说话，却总是记笔记，他一认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不久就对他崇敬备至了，准备毫不思索地接受他的任何命令。后来，当小组议决杀死沙托夫时，维尔金斯基多次抗议，希加廖夫最后退出，利普金与利亚姆申均有些畏缩不前，只有埃尔克利与托尔卡琴科表现得最坚决、最果敢。故事的叙述者评论说：埃尔克利是一个仅仅在大事上糊里糊涂、没有头脑的“小傻瓜”；但在一些次要的小事上却聪明得很。他狂热而幼稚地献身于“共同事业”，其实是献身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他永远渴望着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当然，只是为了“共同的”或“伟大的”事业。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替一种思想效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知道把这种思想跟那个在他看来是表达了这种思想的人混为一谈。在所有那些准备谋害沙托夫的人们当中，多情善感而又温和善良的埃尔克利却正好是最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一个，虽说他对沙托夫并无任何私仇，但在参与谋杀他的时候却表现得最为坚决。
这里涉及到作者写作《群魔》这部书的一个主要意图，即他想指出：人们，尤其是青年，包括有知识、有教养的年青人如何被光辉的理想（或理想的化身：领袖）吸引，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却做下了许多残忍的、倘在平时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必须提供一个理由，一个理想，才能鼓舞年青人去义无反顾地杀人，去大义灭亲、去做平时不敢做或者道德上厌恶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我企图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提出一个问题，并尽可能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我们过渡性的和奇怪的现代社会中怎样才可能出现──不是涅恰耶夫，而是涅恰耶夫分子，以及涅恰耶夫分子怎样在自己周围收罗到涅恰耶夫的信徒？
……我自己是一个老的“涅恰耶夫信徒”，我也曾站在断头台上，被判处了死刑，而且我要请您相信，我是和一群有教养的人站在一起。这批人几乎全部修完了高等学校的课程；后来，当一切已成为过去，有些人还以专门的学识和着作扬名于世。不，先生们，涅恰耶夫的信徒并不总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之辈。
但当时这一切还是从最美妙和最纯真的道德角度去理解的。真的，事实上刚产生的社会主义当时还被它的某些首领拿来与基督教作比较，并当作只是为了与时代和文明相适应而对后者的修正和完善。我们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那里十分欣赏当时这些新的思想，似乎是高度神圣的和崇高的，而且最主要是全人类的，是全人类无可例外的、未来的法则。我们早在四八年巴黎革命之前便完全处于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了。我还在四六年就由别林斯基告知了这种未来“新世界”的全部情况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圣洁性。现代社会基础本身的不道德，宗教、家庭的不道德，私有制的不道德等等信念，为了世界大同而消灭民族，蔑视祖国，因为它是共同发展中的阻力，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思想──这都是当时我们无法克服，相反，以某种忘我的精神为名占有了我们的心和头脑。……在我的长篇小说《群魔》中，我仍然想描绘多种多样和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心地纯洁和诚实的人因此而可能被吸收参与这类可怕的罪恶行径。22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小组成员的成分是相当混杂的，但里面却有像维尔金斯基、埃尔克利这样并非为私利，而是一心为理想的、相当纯真的年轻人，维尔金斯基的特点是：心灵极为纯洁，很少有比他更为正直热情的人。“我永远、永远不会放弃这些光辉的希望，”──他经常两眼闪闪发光地对人说。他谈到“光辉的希望”时总是轻声地、富有深情地、象是谈论什么秘密似地窃窃低语。23而他在被捕后也没有放弃他的“光辉的希望”，他只是诅咒“风云变幻的时局”把他卷进去的那条政治道路，他被捕时几乎感到高兴，“心里像卸下了一块石头。”而埃尔克利被捕后也不后悔，他只是此前在火车站送出逃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看到他那么快地与别人坐下玩牌而不再理自己而感到有些黯然神伤和失望。然而这失望还不是最后的失望。那种最后的失望在有些人那里会较早发生，而在有些人那里却可能要到很晚才会发生。
在《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所建立的小组还是仅具雏形的、不严密的，所以还相当软弱和缺乏力量（尽管如此，仍做下了相当骇人听闻的事情）。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使用了一些手段和策略来维系组织的向心力：例如利用了人们对理想的巨大热情，对进步和新潮观念的强烈兴趣；利用了人们对国外“神秘的中央委员会”的好奇和投入集体的归属感和得意感；利用了人们对职位安排和官衔，参与秘密活动的本能爱好；利用了人们在组织中耻于有自己的见解和崇拜权威的心理。他也不惜利用谎言来欺瞒小组的成员，例如使他们觉得全国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小组，将同时开展这样的行动。这一点对像胆小的利普金这样的人是很重要的，但利普金直到杀人之后才真正明白这样的小组实际上只有一个。24他还出钱给利普金的女仆，让她报告利普金的情况，并要小组的成员互相监视、互相牵制。但总的说，由于他尚非真正具有运动领袖的气质，也由于对于这种组织的实践还处在相当分散、缺乏经验的初期阶段，纪律尚不严明、权威也尚未稳固地确立，仪式和象征的重要性也尚未被充分认识和运用，秘密聚会的成员们甚至还弄不清开会是什么意思。总之，在那个时候，鼓舞精神、控制思想与组织动员的技术还很不完善。这种行动小组尚只是初步预示了后来发展到极其完善严密的革命政党的某些特点，虽然已经是一些重要的特点。
4、行动纲领。
这一组织的行动纲领虽然也像其理论、领袖和纪律一样都不很明确，但还是可以看出其主要倾向：这就是通过制造混乱和破坏而最终夺取政权。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曾说到要利用那种认为“罪行是正当的，是对旧社会的高尚反抗”的想法，以及利用俄罗斯老百姓普遍酗酒的状况。25他在杀死沙托夫之后对其小组成员说：“目前你们要做的一切，就是促使整个国家及其道德全都土崩瓦解。将来只会剩下我们这些早就作好了夺权准备的人：我们要把聪明人拉到我们这一边，对于蠢才，我们要骑在他们脖子上。你们不应为此感到害臊。应该重新教育这一代人，使他们配得上享受自由。我们还要对付千千万万的沙托夫。我们要组织起来控制舆论；对于被搁在一边并张大嘴瞧着我们的东西（指国家权力），我们若不伸手去拿，那就太可耻了。”26据希加廖夫的转述，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想在俄国编织一张由众多行动小组构成的绳结之网，每一个行动小组在吸收新成员和无限地发展分支机构的时候，都负有这样的任务：通过经常的揭露性宣传，不断削弱地方当局的威信，在乡村里制造混乱，散布愤世嫉俗的情绪和种种丑闻，让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毫不相信，只顾追求吃喝玩乐，最后，则不惜采取引起民间骚乱的主要手段──纵火，在预定的时刻使国家陷入绝境。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及其小组也确实在这一外省城市里掀起了许多波澜，制造了或引起了一系列混乱：省长夫人周围一伙人的胡闹；节日宴会出乖露丑的闹剧；纵火以及抢劫；以及一系列流血惨案。当后来向当局自首的利亚姆申被问道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凶杀案和丑闻时，他狂热地急忙答道：“这是为了有计划地动摇基础，有计划地瓦解社会和一切原则；为了使所有的人都丧失信心，把一切都搅得乱七八糟。当社会被弄得摇摇欲坠，病入膏肓而且一蹶不振，厚颜无耻而且怀疑一切，但又无限渴望获得一种主导思想并保全自己的时候──突然打起造反的旗号，并依靠由许多五人小组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网，把整个社会都抓在自己手中。在此期间，那些五人小组则积极活动、招兵买马，并切实地寻求一切手段和一切可以抓住的弱点。”他最后说道，在这个城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只不过是为这种有计划制造的混乱作了第一次试验。
这里也许可以特别提一下纵火及其对文化的破坏问题。1862年5月，彼得堡发生了延续两周的火灾，同时出现了号召推翻沙俄政府的传单，人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为此专门去找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力，设法制止那些人所做的事。在《少年》中，维尔西洛夫也同样表现了对这样一种不加分辨的纵火和焚毁一切的忧虑，而其立足点是希望保存那超越民族的文化的价值。他说：
我不光是谈战争，也不光是谈杜伊勒利宫；除此以外，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欧洲旧世界的整个面貌迟早会消失的；但我作为一个俄罗斯的欧洲人，这我是不能容忍的。是的，当时他们刚烧毁了杜伊勒利宫……
……这不过是些鲁莽汉子，但这是执行的第一步──很重要的一步。这里面又有他们的逻辑；但在逻辑中永远包含着叫人发愁的东西。我是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我的良心不能容忍这个。这是他们抛弃思想时的忘恩负义，那些嘘嘘声和扔泥块我都不能忍受。这个过程的野蛮残忍使我惧怕。然而现实总是有点野蛮残忍的味道，甚至在最明显地追求理想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当然必须知道这点；可我到底是另一类型的人：我有选择的自由，而他们却不能──我也哭，为他们而哭泣，为旧思想而哭泣，
5、流血。
在这整个行动纲领中，相对于其他所有的手段：制造谣言、混乱、惊惶、纵火而言，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手段还是要直接诉诸暴力，要直接剥夺生命，也就是要造成流血。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看来，如果要加速实现理想，流血是绕不过去的。虽然如何以武装力量和军队厮杀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要砍掉“一亿颗脑袋”的问题已经开始讨论。秘密集会上的跛腿教师指出：如今人们通过外国印制的各种偷偷散发的传单建议人们联合起来并建立小组，唯一的宗旨就是毁灭一切，其理由是既然这个世界无论你怎么医治也治不好，那倒不如干脆砍掉一亿颗脑袋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这样就可以比较安全地跳过沟渠。靠说服宣传逐步来解决问题，逐步改造世界被认为是慢办法，甚至完全是空想；支持即便吃掉一亿颗脑袋也要加速推进的一个理由仍然是目的论的，即如果不死这一亿人，专制主义也许要吃掉五亿人。在这一点上，虚无主义的子辈与自由主义的父辈不同，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虚无主义的子辈正是由自由主义的父辈孕育出来的，但父辈仍是明确反对流血的。如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父亲斯捷潘说：“倘若你们把断头台置于首要地位，而且还这么喜不自禁，那只不过因为砍头是最容易不过的事，而具有思想则是最难的！”
这种流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流敌人的血，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人要被视为敌人，甚至视为非人──从“人民”乃至“人”的阵营中开除出去，这其中包括被蒙蔽的敌人，比方说敌方军队的士兵，尽管他们同样属于要被解救的阶级，但仍免不了要流他们的血──而且这甚至可能是最大量的流血；另一种是流自己人的血，因为在杀死敌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必有损伤，即便一场胜仗也一般是“敌死三千，我伤八百”，向对方诉诸暴力是不可能不自己也流血的。此外，还会有许多并非敌人，但也不是自己人的，纯粹是被卷入，被波及的无辜者的流血。另外，还有比较复杂的一种是使脱离自己营垒的人，或者同一营垒内的不同派别的人流血。“革命常常首先吞噬自己的儿女”，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后，甚至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开始内部的流血了。自己阵营的异己者常常被更冷酷无情地对待，并且被首先拿来开刀。34流血需要习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说，除了一两代腐化堕落的人，“此外还需要一点‘鲜血’，以便使我们渐渐习惯。”杀死沙托夫大概也是要培养这种习惯。然而，杀人一旦变成习惯，一旦变为嗜血，这习惯就不容易改掉了，人们将习惯于不是用说服、讨论和表决的方式，而是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虽然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在城里只是建立了一个松散的活动小组，虽然真正一直积极主动的只是他一个人（当然，起作用的还有当时的思想氛围），然而，就在这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流血：首先是列比亚德金兄妹的被杀，然后是莉莎在失火后的群众骚乱中被不明不白地打死（连凶手也无法确证）；再是杀人者的被杀，即杀死列比亚德金兄妹的凶手、苦役犯费季卡也被杀了；而这一系列悲剧的最高峰是对沙托夫的谋杀，其结果不仅是他的死亡，还导致他妻子、刚刚找到沙托夫并与之重归于好的玛丽娅·伊格纳捷夫娜的死亡以及一个新生儿的夭折；而基里洛夫恰在此时自杀以及随后斯塔夫罗金的自杀也与这些活动不无关系。这期间甚至还没有开始杀死真正的敌人，就已经有这么多人丧命了，还有一些人则将被判刑。
人们的行为动机总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在作为社会运动的集体行为中。尽管参与者可能不乏为了共同事业和崇高理想的冲动，但其中也很容易掺入个人情感乃至挟嫌报复的动机，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杀死沙托夫也有报复宿怨的私心，并想用杀死沙托夫的罪行、用鲜血把小组成员拴到一起，因为共同犯罪的纽带有时甚至比共同利益的纽带还要牢固，“你和我一起杀了人，那么你就必须和我一起干了”，或者“我把抢来的东西分给你，你就必须和我一起走了”，何况一起干也许还好处无穷，前程无限，这样，恐惧就将和利益结合在一起成为组织最强固的凝合剂。集体行为又有一种个人非有很大勇气不易独立，不易抗衡的性质，如维尔金斯基尽管抗议，却还是被裹胁进了这一行为之中；当然，有勇气者又可能遭到沙托夫一样的命运。
而这仅仅还是开始，彼得·韦尔霍文斯基预言：“好啦，先生，一场暴乱就要开始了！一场世界还未曾见过的动乱即将到来……俄罗斯将是一片愁云惨雾，大地也将为古代的神灵啼哭……”这一预言也使人想起布洛克的诗句：
我在罗斯上空远远看见，
火辽阔而沉静地燃烧。
故事原型涅恰耶夫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并不是一个作者完全虚构的人物，而是实有原型。这个原型就是涅恰耶夫（1847—1882）。涅恰耶夫当过小学教师，但那时他就常常把小学生留给不负责任的朋友照看而自己外出活动，后来在彼得堡医学院做旁听生时参加了旨在推翻沙皇的运动，通过自编自导一出虚构的“被捕和逃脱”的故事之后，他获得了一个革命家的名声，到了瑞士与巴枯宁结识。1869年他潜回俄国在莫斯科建立了“人民的复仇”的秘密组织，计划刺杀沙皇。在涅恰耶夫的“核心小组”中有一个叫伊万诺夫的大学生，他和别人的不同是有时会和涅恰耶夫争论，而每一次争论都以涅恰耶夫从上级“委员会”（实际上只是涅恰耶夫自己）那里传达对伊万诺夫的否决而告终。伊万诺夫产生了怀疑，于是涅恰耶夫认定伊万诺夫已经构成了对组织的威胁，他必须被“清除”。“核心小组”的其它成员服从了涅恰耶夫。他们以让伊万诺夫帮忙寻找埋藏的印刷机为由将他骗到荒地，伊万诺夫被打晕后由涅恰耶夫向他后脑射了致命的一枪并将尸体沉入冰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密谋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亲自去看过案发现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涅恰耶夫携回国的一份名为《革命家手册》的重要文件。“手册”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第一句话是“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要从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礼仪、通行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毁坏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就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第二部分是“革命家对待同志的态度”，其要点是革命家不能牵扯上任何与事业无关的友谊或依恋，同志之间友谊的标准仅仅视其在斗争中的有用性而定。“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革命者，即不太有觉悟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对同志的评价只能看他对事业的利弊。”
第三部分是“革命家对社会的态度”，手册把这个“肮脏的社会的所有成员”划分为以下六类：一是应毫不延迟地处死的；二是也应处死但暂且留着以便其行径促使更多的人走向革命的；三是平庸而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必须设法操纵和利用以间接为革命服务；四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和各种自由主义者，对他们要假装追随而实际上逐步控制，借他们的手给政府制造麻烦；五是教条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家，要利用他们去散布革命言论；六是妇女，对于那些轻浮而头脑空虚的，照上述第三、第四种人去利用，对有主见而不愿跟“我们”走的，则照第五种人去利用，而对其中真正革命的，才当成自己的同志。
第四部分是“革命组织对人民的态度”，其中说除了“彻底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外，革命组织没有其它目的，但为此却必须先用一切手段去强化和加深人民的苦难，直到他们无法忍受的地步，从而迫使他们走向革命。这种革命绝不遵循“古典的西方模式”，那总是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而是要消灭和摧毁一切传统、秩序和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同盗匪联合，他们是俄国唯一和真正的革命力量”。手册要求抛弃文明世界的法律，说“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要四处破坏”，要冷酷无情，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深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已，包括同刑事犯、犯罪分子结成同盟。
据涅恰耶夫少年时代的朋友卡帕辛斯基的描绘，涅恰耶夫“善于在论辩中设下圈套并羞辱其对手。他十分雄辩，深知如何用真理、诚实、勇气等字眼从心理上影响青年。他不能容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强者面前他会保持沉默并制造出一种对他们的怀疑气氛。他信念坚定，但却是源于自大，并为此准备牺牲任何人。因此，其个性的主要特点是专制和狂傲。他善于吸引别人并制造出对自己单纯和天真的崇拜……他只有两种同志：一种是年长而被他利用的，另一种是同龄或年轻而被他控制的。”涅恰耶夫观察社会的唯一角度是政治，认为政治权力能导致、也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评价各类人的唯一标准、是看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利用来为权力斗争服务。涅恰耶夫对洞悉和操纵青年的心理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和天才。他利用青少年成长期的焦虑，对生活目的的追求，对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反抗心理，以及在宗教传统的熏陶下培养起来的圣徒崇拜和盲目的献身热情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一旦他将他们网罗进其组织，便让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建立起对自己的信赖和崇拜，同时又用严格的等级、纪律和制裁控制他们。但是，正如彭佩（PhilipPomper）在他的涅恰耶夫传记中所说：“涅恰耶夫不幸生在一个其活动只能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戏剧而产生不了解群众性政治效果的时代。”38所以他很快还是失败了。
我们也许可以更明确地说，涅恰耶夫不幸生在19世纪而非20世纪，而大规模的政党和群众性政治的时代要到20世纪才会来临，所以，涅恰耶夫尽管有极强的盅惑和煽动能力，却还是只有少数几个追随者而成不了号令万众的领袖人物，当然其个人的不幸又可以是社会的幸运。而且他也过于直率，把本该隐蔽不言的东西都直接说出来，甚至形成文字，所以，涅恰耶夫档案及其这本《革命家手册》在沙皇专制倒台后也仍然被长期作为密档尘封。涅恰耶夫固然是“革命家”的一种极端类型，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只管目的，不计手段”，从这样一条路上可以走得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