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的血”是借用波伏瓦一本同名小说的书名（LeSangdesAutres,1944），小说的主人公让出身资产者家庭，却参加了工运与警察对抗，在一次流血冲突中，是他给了他的朋友雅克手枪，而死的却是雅克，流的是他人的血，他感到痛苦，觉得他人的血被白白地流掉了，因而退出了政治。但当二次大战来临，法西斯侵略法国时，他又不得不面临选择，于是他进了军队去做普通一兵，想着要流就流自己的血，但他没死，德国占领期间，他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袭击盖世太保，每次袭击都导致大批人质被枪毙，他的女友海兰娜也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中弹，他坐在她濒死的床边，痛苦地想着始终是他人的血，即使最后成功了、目标达到了，也流了大量他人的血，他自己还活着，但很多人却死了。

波伏瓦也许仍然倾向于认为，为了正义的事业和争取一个美好的社会，不可能不流他人的血，但她毕竟尖锐和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决没有去试图掩盖它，她的作品并且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道德上的反省：流血，尤其是流他人的血，是否总是有必要呢？是否在道德上总是正当的呢？是否用日后的成功和胜利就可以证明其“值得”呢？而即使“值得”，“值得”是否就可以证明正当呢？对这种“成功”又当作何解呢？它是否仅仅是夺得及保持政权？而即使“成功”包括了人们的普遍美满幸福，它是否就能免除人们对流血正当性的追问？或说流血者是自愿的，但是否还有不自愿者呢？而他们毕竟是死去了，他们不再能说话，而只有活着的人们来思考和追问。而这种思考和追问的一个前提是，成功的存活者是否会对此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是反省能力未曾失去的一个证据。

另外，我们已经指出过《群魔》的局限性：由于对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漫画式的丑化处理，其理想带有投机性质，其品质也不足以服人，因而也就不足以透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深刻紧张，不足以充分表现出不同思想的交锋，以及思考者极度的困惑和苦恼。所以我们想在此再观察一下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两部剧本：加谬的《正义者》和萨特的《肮脏的手》，这两部作品都发表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是在一种更广阔，也更发展了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上来思考集体行为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且作者都是采取了一种对革命者试图理解、同情或支持的态度，其中的主人公是在真诚地追求一种旨在正义的社会理想，这样，他们所要承担的谋杀手段与其理想目的，以及与一般道德标准的冲突就显得格外突出，而且，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主要的思想者类型──即不是不发问直奔目标的人，而是经常受到自己的良心折磨和拷问的人。《肮脏的手》的主人公雨果为自己在组织中取的化名正是《罪与罚》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拉思科里涅珂夫”，他出狱后仍坚持要用此将被追杀的名字。《正义者》的主人公卡利亚耶夫被称作“诗人”。他愿意为思想而死，认为这是唯一达到思想高度的办法。最后，这两部作品也将使我们更集中于目的与手段冲突的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即一个美好理想的目的是否允许我们采取流血杀人的手段，而且不止是杀死敌人，也包括杀死孩子、杀死无辜者，乃至杀死朋友，杀死亲人？

《正义者》取材于1905年2月俄国社会革命党一个恐怖小组用炸弹炸死塞尔日大公的行动。这也是一个五人小组，但《群魔》中的那个五人小组与之相比就远为逊色了，就有些接近于是乌合之众，而这个小组则是由久经考验、纪律严明、极具理想和精英色彩的志士组成。他们大概都不是下层出身，而是来自贵族或平民知识分子。小组中要求投第一枚炸弹的卡利亚耶夫说：“我们谋杀，是为了创建一个永远不再有杀人的世界！我们情愿成为凶手，是要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他认为他要杀死的不是大公而是专制政权，他是往“专制上”，而不是往“人身上”投炸弹。小组的其他成员如斯切潘所表达的理想更带有一种绝对的性质：“大地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受奴役，自由就是监狱。”“对我们不信上帝的人来说，要么争取完全的正义，要么绝望。”乌瓦诺夫虽然生性怯懦，也认为必须行动：“我明白了揭露社会不公是不够的，必须舍命剪除不公。”

但当卡利亚耶夫第一次要投弹炸大公乘坐的马车时，他突然看到大公旁边坐着两个儿童，于是他放弃了投弹，由此在小组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大致以斯切潘为一方，以多拉与卡利亚耶夫为另一方，安南科夫、乌瓦诺夫也偏向于后者。刚从狱中出来的斯切潘主张无论如何都应投弹，认为放弃投弹意味着前面两个月的准备和为此牺牲的两个人都完全白费了。就因为卡利亚耶夫没有干掉那两个孩子，成千上万的俄国儿童还要在几年当中饿死，他认为不必选择医治每天病痛的慈善，而要选择医治现在和将来所有病痛的革命。他说，我们只要忘记儿童，毫不顾惜，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革命就将胜利，在胜利面前，两个孩子的死又有多大份量呢？斯切潘的论据是目的论、效果论的，即一切要为了计划的成功，一切要服从这成功，当然这一计划的成功又连着一个美好的理想，所有计划最后都指向革命的胜利，消灭专制，使我们成为世界的主人，为此一切行为都可以允许，破坏不应有限度。在他的目的论逻辑中，显然有些过甚其辞的地方，一次放弃投弹是否意味着以前的准备和牺牲全都白费了呢？而一次延迟是否就意味着要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在几年当中饿死呢？这些都是没有经过验证的，甚至是无法验证的。不过，斯切潘的论据是很明显地依赖于最后的成功，最后的胜利，这成功和胜利能解释一切，能抹去一切。

对斯切潘的反驳来自两个层次，一个层次仍是保留在目的论的范围之内而尚未质疑“目的证明手段”的理论，而只是怀疑这样做是否可行，这样做是否能够达到目的，或者这样做所达到的胜利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所设想的。这也许还不是明确的反驳，而只是疑问，就像多拉在卡利亚耶夫说自己情愿成为凶手而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之后所问的“结果要不是这样呢？”以及多拉说卡利亚耶夫死是为了想让别人生活之后，自己又怀疑：“如果别人也活不了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亦即：即便肯定目的，肯定目的能证明手段，也还有一个“烈士是否会白白死去，白白流血”的问题，他们是否死了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在真诚地为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奋斗而牺牲的人那里，这目的并不止是成功、并不只是夺得政权，它还意味着清白和适合于人的美好生活。

另一层次的反驳论据则是具有道义论性质的，即卡利亚耶夫所说的：不能为了实现未来的正义理想，就允许自己现在就干不正当的事──杀死孩子，不能为一种尚未存在的正义而在眼下就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说这是连最纯朴的农民都会说的话──“屠杀孩子不光彩。”他认为革命中有荣誉，如果那一天革命要脱离荣誉，那他就会脱离革命。从他的论据可以推出：杀死孩子这件事是否正当并不依赖于任何目的和效果，再好的目的效果也不能证明这件事正当和光彩，这件事本身就是不正当和不光彩的，因而在任何时候，为了任何目的都不应被允许，都不应去做。他认为这是最纯朴的道德真理，是任何纯朴的农民都会说的话。这里也涉及到了普遍主义的论据，多拉说：如果真的那样做，到了那一天，革命就将受到全人类的憎恨。斯切潘说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深深地爱人类，我们就能把革命强加给人类，并把人类从它自身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多拉反问：如果全人类抛弃革命呢？如果你为之战斗的全国人民不同意杀儿童呢？也要打击全国人民吗？在他们心里，杀孩子显然是违背千百年来流传的基本的道德规范，违背一般人的意愿的。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道德诫命，例如“不可杀孩子”（还不是“不可杀人”），本身具有一种客观的普遍必然性。卡利亚耶夫还说斯切潘的话里显露了一种专制主义，斯切潘说在破坏中“没有限度”，多拉则认为“有个限度”，安南科夫也说：我们牺牲了数百个兄弟，就是要让人知道并不是一切都允许的。他同意杀害那些孩子毫无意义，决定重新跟踪，如果车上再有孩子，则再等待新的机会。

然而，卡利亚耶夫，多拉毕竟还是要杀人，要杀死成人，杀死敌人，杀死大公（不排除大公夫人）。所以，随之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思想不能容忍杀戮儿童，它值得让人杀害大公吗？”斯切潘不会想这个问题，但卡利亚耶夫、多拉看来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们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是被迫如此做的。多拉说“我们杀人是被迫的”卡利亚耶夫说：“有一种事情比犯罪还要卑鄙，就是迫使不会犯罪的人犯罪。”48这涉及到一个极其困难的、如何判断一个体制的非正义的性质和严重的程度，以及体制中人如何反抗、可以反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也准备死，准备牺牲，亦即“杀人并且牺牲”（多拉语），卡利亚耶夫说他接受投弹任务后，夜里翻来复去睡不着，受着一个念头的折磨：他们把我们变成了凶手。不过他同时又想他自己也要为之而死的，心情于是就平静下来。多拉甚至说“走向谋杀，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卡利亚耶夫同意说：“对，这就是死两次。……现在谁也不能对我提出任何指责了。现在我信心十足。”也就是说，杀人是死一次，被杀是又死一次。有意犯罪，然后再接受相应的惩罚（卡利亚耶夫因此说当场牺牲还有不足的地方，他更愿死在绞刑架上）。杀人不仅是让人死，自己也等于先在心灵里死一次，然后才是肉体的死。卡利亚耶夫与多拉实际上相当充分地意识到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杀人）的份量，乃至承认它的罪性，不然他们就不会如此不安并且愿意接受惩罚了。所以，爱着卡利亚耶夫的多拉虽然多么希望卡利亚耶夫活着，却又宁愿卡利亚耶夫死去，因为她知道活着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他人、对组织又意味着什么，知道他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她只能要求下一次由她第一个投弹，这与其说是她希望被炸的对象死，不如说是她希望自己死。她已完全失去了生趣。她感觉到她在卡利亚耶夫，以至小组所做的事里已经有了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她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

即便如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还有一些问题留存。多拉怀疑：如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亡，始终是死亡，那我们也许就还没有走在正路上。她感慨“流血太多，暴力行为太多”，甚至怀疑起他们自以为是“爱人民”的理想，“而人民呢，他们爱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吗？人民默然无声，多么寂静，多么寂静……爱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是不是能停止单方表白，并时而得到回答？”她指出斯切潘先摧毁这个世界，然后再相爱是假的，斯切潘也承认了他其实是恨，恨自己的同胞！“我至少还剩下恨的力量，这总比麻木不仁要好。”这种对自己同胞的恨也许只是恨铁不成钢的恨，但如果铁就是铁，铁永远不能变成钢呢？他们真的理解人民或者说多数人的愿望吗？真的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吗？第二次投弹卡利亚耶夫成功了，炸死了大公，自己则被抓入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囚犯弗卡，弗卡是一个最贫穷的人，是他为之战斗的“人民”中的一个，但却在替监狱干绞死犯人的活（以使自己减刑）──很可能还要绞死自己，当卡利亚耶夫说弗卡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时，弗卡反问道：“那么，老爷，你呢？”

但是，无论如何，那一热血的刺杀仍然是极其悲壮的一幕，那还是一个英雄的时代。相对于后来反复拉锯的两军对阵，刺杀的特殊意义在于：第一，刺杀的对象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是极个别的，往往是针对心目中最大的障碍，被认为是“最反动”或“最危险”的人物（虽然这种判断也有可能出错的时候）。它的目的是旨在造成恐怖的，但它尚不是那种对对象不加区别的恐怖主义；第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刺杀者冒有很大的风险，一般是直接投弹，逃生的可能性很少，所以常常是抱着必死的决心采取行动，几乎是立即地、完全地承担责任；同样，由于这种投弹是要面对面地进行，远非那种操纵按钮、设置定时炸弹、看不见对象的杀人，所以刺杀者还要面临一种直接面对自己要杀死的那个人、看见他的面容、眼神、也被他看见的考验。多拉曾向卡利亚耶夫提醒过这种考验，而卡利亚耶夫也正是因为看见了坐在大公的身边还有两个孩子才放弃了投弹（而如果是在轰炸机上投弹呢？或者在千里之外按动让洲际导弹发射的按钮呢？）这样，刺杀就确实还是把流血缩小到了一个很小的，有针对性的范围，并且是自己选择，自己负责，自己亲自杀死想杀的人，自己为之付出流血的代价。无论正确与否，这是真正勇者的事业却无疑义。而多拉有时听斯切潘说话不禁觉得毛骨悚然，她说：“也许再来别的人，他们命令我们杀人，自己却不付出生命的代价。”安南科夫说：“那就是怯懦。”多拉说：“天晓得？也许那就是正义。而且再也没人敢正面看它了。”

多拉的恐惧将变成事实。萨特的《肮脏的手》所涉及的20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了，这时候的组织已经纪律严明、权威突出、上下关系非常明确，个人已不可能再讨价还价。在《正义者》中，乌瓦诺夫被安排投弹，他突然感到了害怕，他就说出来了，请求去做别的工作，组长安南科夫也就同意了，并在别人面前为他掩饰，这在后来的政党中就决不可能允许了，他将或者执行命令，或者被淘汰乃至清除。《肮脏的手》中的奥尔嘉说：党命令我的，我一定照办。那怕是去杀死自己所爱的人。反省的、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更加被排挤到一边，被认为是“不中用”。投弹刺杀也被认为是过时了的“恐怖主义”。

《肮脏的手》的主人公雨果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由路易、奥尔嘉介绍加入组织，然后他就把他们认作是党，执行他们的一切命令。他不愿只做宣传而渴望行动，于是被路易命令去暗杀党内另一领袖贺德雷，因为路易不同意贺德雷所主张的先与国内敌手谈判再夺取政权的策略。雨果被安排到贺德雷身边做秘书，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快就觉出了与组织的其他成员的差别，当他说他参加组织是为了有一天使所有人都有体面的权利时，奉贺德雷之命搜查他的两个警卫叫他别说这些好听的了，说“小同志，我们这些人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他们觉得和他隔了一座大山，说他只不过是个爱好者罢了，是想办件好事，而他们加入却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雨果是看见别人饥饿心里不好受，他努力想偿还他所认为的自己作为富人之子所欠的穷人的债，但还是和他们很难融到一起。他想通过参加组织忘掉还有自己，但他还是留恋自己的过去，暗中保存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他也还有洁癖，既喝不了浇酒，也抽不了烟，害怕看着对方的脸开枪，他厌倦自己想的东西太多，想把它们都赶出去，梦想自己成为像警卫史力克那样的人：身上一百公斤的肉，可脑子里装着的只是一个胡桃般大小的东西。他想不思考，只服从命令，服从纪律，想无动于衷地杀人，但他还是办不到，他最后杀死贺德雷只是因为偶然目睹到贺德雷与他妻子亲吻。

贺德雷则已经是真正合格的领袖人物了，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他对谈判的敌手，五角大楼党的党魁卡尔斯基说：“我们是同一种类，但不是同一阶级。”他们都是行动界的顶尖人物，都是通过各自的才干历尽艰险而爬到各自政党的顶峰的。贺德雷也告诉雨果：现在不赞成我的政策的路易不是你那种人，而是我这种人，时机一到，他们又会赞成我的。后来雨果也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对奥尔嘉说：“一个样！贺德雷、路易、你，你们全都属于一个种类──优秀的种类。你们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一些征服者，一些领袖人物，只有我走错了门。”

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杀死敌人（是否可以诉诸暴力的问题己变得毫无疑义，甚至在雨果那里也已毫无疑义），《脏手》所涉及的中心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为了成功，为了夺取政权而密谋杀死自己的同志？路易与贺德雷两位的分歧只是夺权策略上的分歧，路易因为无法抗衡贺德雷的威望，也无法通过争取多数取胜，于是派雨果暗杀贺德雷。而杀了贺德雷的雨果入狱后被寄给含毒的巧克力，只是侥幸未死，出狱后又被路易追杀，这是为了杀人灭口，因为后来党的政策实际又改变了，路易所执行的正是原先贺德雷所主张的策略，是没有贺德雷的贺德雷路线，杀死雨果只是为了灭口，当然，如果他允诺永远不揭开这一事件的真相，他还有可能被“回收”。贺德雷本人原则上也并不反对那怕是内部针对自己人的谋杀和说谎。54所以，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比谁更强，谁更有力量，谁的机会更好，谁更机警和果断而已。谁能顺利地把党引向夺取政权的胜利，谁就是党当之无愧的、公认的领袖。一切最后都要诉诸于权力的较量，一切最后也都指向权力。贺德雷说：“建立革命政党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当雨果说应用武力去夺取，而不应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时，55贺德雷指出凭自身的武力暂时还无法取得政权，但利用苏军兵临国境的形势，迫使国内对手与之一起分享政权，先作为少数派，让对方去承担战争刚结束时的困难，然后在两年后再利用他们的困境起而夺取政权却是可能的。当雨果问为什么一定要取得政权，贺德雷说不利用这一一去不复返的机会就太傻了，他重申磨刀千日就是为了用在一时，“一个政党永远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权。”56他说他不去管这样做是否对得起那些与国内对手斗争时死去的先烈，因为，“我是搞活着的人的政治，是为活人的。”对同志有时候也要用欺骗的办法，“必要时我说假话，但我并不看轻任何人。”“原则上我并不反对政治谋杀，所有的政党都搞这一手。”“只要是有效的手段，就值得采用。”他对雨果说“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是这对谁有用处呢？……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血污里去。……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他说雨果爱的只是一些原则，而不是人，而他爱的是现实的人，“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一起爱，对他来说，“世界上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是重要的；人是可贵的。”58虽然很难说贺德雷要求谈判妥协究竟更多地是考虑到减少生命的损失，还是更多地为了成功地夺取政权，因为按他的原则，若是诉诸暴力能够更迅速地夺到政权，大概他也可以毫不迟疑地使人们浸在血泊中。但这里确实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态度上的变化：在《正义者》中，是知识分子对鲜血犹豫，而在此，反而是雨果反对一切妥协，而坚决地要求诉诸暴力，要求革命者直线行进，不断出击。不计成败的知识者也可能会不计鲜血，追求人道的理想会变成不爱人而只爱原则。这是理想的异化，但它仍是目的被手段异化。在为了目的不计手段上雨果与贺德雷并无二致，只不过雨果表现得更坚决、更激烈、更纯洁（而实际是更幼稚、更不成熟、更缺乏现实感、更绝望）而已。在这一方面，雨果若继续勇往直前，彻底脱胎换骨，他甚至会变得相当可怕，虽然大概也仍然成不了第一号人物。因为，这脱胎换骨可能还是来得太晚了。

人们常常赞扬行动的坚定和忠于信念，然而这并不一定总是一个道德上的优点，因为，不仅目的与信念可能有误，即便它正确无误，它也可能被不正当的手段渐渐异化而变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这样写道：“道德的东西并非仅仅指对自己的信念始终如一的思想，有时候不恪守自己的信念更为道德，而且本人是坚定的，……他之所以停止的惟一原因是他认为停止和不恪守自己的信念是比恪守信念更为道德的行动。扎苏里奇——‘准备斗争流血是痛苦的’——这种犹豫比流血本身更为道德。”因为，在使事业成功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道原则。

“集体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集体行为的许多道德问题都是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中展开的，在一个自发的运动中，尤其在其初期，道德可能主要是一个群众的道德问题，而在有组织发动的运动中，尤其是随着运动组织化的加强和规模的扩展，就将越来越是一个领袖的道德问题。可惜这些问题还不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着作中展开，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主要还是一个“小组”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政党”的时代，不是一个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时代。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写到了狱中一些具有某种“打头者”或基层“领袖”潜在素质的人物，但这些人物的性格尚没有充分展开，并且，他们多是来自下层，而最高层次的“领袖”尤其是作为开创者的“领袖”一定还要具有某种较高的文化教养或知识训练，能够联接上、下层，乃至擅长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人物，这类领袖人物的登场将要到20世纪。我们希望能在别的地方来探讨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