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奥特（H.Ott）说：“今天，谁要谈论上帝，谁要思考上帝问题，他就必须明白一点：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问号了。”他说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说明这个时代不再理所当然地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这个“被打上问号”也可以指，恰恰这个时代有责任带着特别的迫切感去追问和探索上帝的真实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最深沉地陷入了这一矛盾：这个世界似乎并不必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但在有过对上帝的经验的西方世界里，人又那样苦苦地寻求上帝，暗暗地渴望上帝，那怕有时是采取怀疑和否定的形式，也在怀疑之后仍然感到隐隐的不安，在激烈否定的同时又有一种撕裂自己肌体般的惨痛。即便如伏尔泰、费尔巴哈所言，上帝是人自己把他造出来的，是人自己的投影，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当造出一个上帝，但人类为什么一定要造一个上帝呢？为什么在激烈的社会和宗教批判之后人又仍然常常要寻神呢？此正如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言：问题在于人类竟然会有上帝的观念，会有寻求上帝的思想，是人类竟会对没有上帝感到不安。“上帝果真存在倒不奇怪，不稀奇了，稀奇的是这种思想──必须有一个上帝的思想──竟能钻进象人类这样野蛮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思想是多么圣洁，多么动人，多么智慧啊，它真是人类极大的光荣。”
然而，这种寻求又依然是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我自觉不自觉并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存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最亲近的日子里，他也不同意别林斯基对基督的否定。然而他也深深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感到了时代的倾向，这种倾向就象夜访伊凡的魔鬼所言：“在这个时代信仰上帝是开倒车，我是魔鬼，相信我总可以吧。”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结束苦役后给冯维辛娜的一封信中写道：“因为我自己经受和体验过这一切，我才敢于向您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象‘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而且会获得信仰，主要是因为在不幸中能悟出真理。我向您谈谈自己，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要的思想型人物也分有了作者的这一特征，上帝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日渐突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几部长篇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的主人公还是主要在为道德问题苦恼，那么在他后来长篇的主人公那里，上帝的问题则占据了越来越中心的地位，虽然它仍是与道德、时代的问题紧紧关联。《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说：“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但我感到我不能像其他任何人那样行事。别的人都能起初想着这一件事，接着又立刻想另一件事。我可不能去想另一件事，我一辈子只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佐西马长老向伊凡指出，有关上帝的是否真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没有不朽的问题在他那里还没有最后解决，还在折磨着他的心，而他的最大悲哀，他心灵的全部痛苦也就在这里。7米卡也承认自己“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它折磨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都暗暗地为上帝的问题而苦恼、而激动，他们乃至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向极端、推向彻底、推向边缘。基里洛夫是在生命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伊凡、米卡是在道德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作者看来认为一种温吞水的状态，一种不冷不热、无动于衷的状态还不如一种激烈争辩乃至否定上帝的状态。季洪面对怀着复杂的动机前来忏悔的斯塔夫罗金，引用了圣经《启示录》中的一段话：“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说温顺的人更喜欢冷冰冰的人，而不是不冷不热的人，说那怕是彻底的无神论，也比世俗的冷漠态度更值得尊敬，“彻底的无神论距离诚心诚意的信仰只有一步之差（不管他是否跨出这一步），而态度冷漠的人除了恐惧之外，没有任何信仰。”《少年》中的维尔西洛夫也说：应信仰上帝，而完全不信，也是个极好的现象。
成为主要问题的还不是上帝的单纯存在与否，以及他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他如何可能存在，这种存在如何能够为人的理性认识和想像力所理解和把握的问题──就像与少年对话的老公爵所问：“假如上帝是存在的，那未他一定是个体地存在的，不会是宇宙间某种弥漫的精气形状，也不会是液体的形状（这更难以理解），但如果是个体的存在的话，他是住在那里呢？”真正成为严重的问题，最为人苦恼的还不是上帝自己如何可能存在的问题，而是上帝与他所造的世界、与他的造物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作为造物的人也只能从这个角度，从这个途径去认识和体会上帝的存在。伊凡正是从这一角度去提出问题的，他在老卡拉马佐夫面前否定过上帝的存在，但在与阿辽沙谈话时又说可以接受上帝的存在，而真正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是在于如何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接受一个还充斥着罪恶和血泪、存在着虐待无罪的孩子和动物的现象的世界。他说：
我是早就决定不去思考究竟是人创造了上帝还是上帝创造了人的问题了。自然我也就不想再去仔细研究俄国小伙子们关于这问题的时髦的原理，──那是完全从欧洲的假设中引伸出来的；因为在欧洲还只是假设的东西，到了我们俄国小伙子的心目中就立刻成了原理，不但小伙子们这样，也许连有些教授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俄国的教授们也往往和俄国的小伙子们完全是一回事。所以我把那些假设一概略过不提。你我现在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让我尽快向你说清楚我这个人的实质，也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信仰什么？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对不对？因此我现在声明：我直接而且简单地承认上帝。……我老老实实承认，我完全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我的头脑是欧几里得式的、世俗的头脑，因此我们怎么能了解非世俗的事物呢。我也劝你永远不要想这类事情，好阿辽沙，尤其是关于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生来只具有三度空间概念的脑子是完全不适合的。所以我不但十分乐意接受上帝，而且也接受我们所完全不知道的他的智慧和他的目的，信仰秩序，信仰生命的意义，信仰据说我们将来会在其中融合无间的永恒的和谐，信仰那整个宇宙所向往的约言，它‘和上帝同在’，它本身就是上帝，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这方面想出来的说法太多了。我的说法好象也不错，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归根结蒂，我还是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即使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它，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我还要附加一句：我象婴儿一般深信，创伤终会愈合和平复，一切可气可笑的人间矛盾终将作为可怜的海市蜃楼，作为无力的、原子般渺小的、欧几里得式的人类脑筋里的无聊虚构而销声匿迹，在宇宙的最后终局，在永恒的和谐到来的时刻，终将产生和出现某种极珍贵的东西，足以满足一切人心，慰藉一切愤懑，补偿人们所犯的一切罪恶和所流的一切鲜血，足以使我们不但可以宽恕，还可以谅解人间所曾经发生的一切。就算所有、所有这样的情景终会发生，会出现，但是我却仍旧不接受，也不愿意接受！
世界上的罪恶及苦难的问题一直是神学所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怀疑和否定上帝者常常提出，面对这样一个很不完善的现实世界，上帝要未是非全能的，要未是非全善的，甚至两者都不是。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这样一个上帝的存在与否又有何意义？20世纪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在这方面主要提出了三种解答：一是上帝有限说（如拉希德尔、鲍恩）：一是造就灵魂说（如坎普贝尔、柏格森和希克）；一是自由意志说（如尼布尔、麦奎利）。以上伊凡的话再一次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阿辽沙默默无语，佐西马长老的遗言也没有正面涉及这个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没有直接回答有关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苦难的问题，没有直接提出一种神正论的回答，《卡拉马佐夫兄弟》全书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与其说是正面回答，不如说是趋向于这样一种反问：“假如真的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将会怎样？”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仍可以说是针对前一个问题而发，但现在的关注主要在于：假如真的没有上帝，这世界将会怎样？人将会怎样？是否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能发生？罪恶还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遏制，甚至还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罪？人是否能使自己长久地置身于一种没有上帝的境况？人在这种境况中是否仍可以充满希望、前景光明？等等，这是从否定的、假设上帝不存在，而非肯定的、假设上帝存在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但它并非就是一种消极的辩护，它是在边缘处辩护，是在最后的界限辩护，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积极、更有力的辩护。无论如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仍然是联系人的世界，而尤其是联系人的罪恶和痛苦来谈论上帝的，这种谈论不是神秘主义的、玄妙的，而是极具现实感和社会关注的。
而即便在不涉及善恶的知识论方面，从一个未曾有过对上帝的明确体验和信仰形式的文明中生长起来的人那里，一个希望的情感很强但理性也很强的人那里，是否也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和渴求，是否也会有类似的痛苦和希望呢？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些疑问：
人不能没有身体、没有感觉而存在。而人有这种存在，人竟然出现，这世界竟然存在，并恰恰是这样存在，人也恰恰是这样存在，又很难设想是完全无因的、偶然的，而即便是偶然的存在、荒谬的存在，这世界与人毕竟是存在着。而这一切怎么可能？即便人不再存在，所有生物都浑噩无知，乃至回到一个完全冷寂的世界，这问题依然存在：这世界怎么可能？存在如何可能？这一切存在都要求必须另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一个我们虽然看不到却不能没有的存在？一个隐身的上帝？否则，我们不是要面对一个无根无垠的世界感到恐惧？而上帝又如何能够存在？他必须存在，但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存在？超出时空以外的存在是怎样一种存在？人及其世界同时肯定和否定着上帝的存在，人同时呼唤和抵抗着上帝的存在，问题在于这世界毕竟存在了，并且有了自我意识，只要这意识一旦存在过，那怕是一瞬间，这一亘古的问号就永远不会消失，即便在人消失之后也仍然不会消失。无视这一个问题，人类的一切努力和梦想就都显得有些可笑了，人间天堂即便实现也只是一个蚁穴似的游戏。一切的崇高和卑鄙，一切的大悲大喜、大恸大乐都失去了意义，甚至爱情也失去了意义，最美妙的艺术也失去了意义，但也许只剩下这一点意义：爱和美，或许再加上一点希望，不甘于绝望的希望。
人在绝望中呼喊，可是有谁会听到这声音吗？有什么关于一个绝对的听者的证据吗？佛陀、耶酥的神圣形象是否仍然只是我们的渴望和理想所创造的形象？是否他们仍然只是人对上帝的一种仿效？甚至他们本来也可能会像许多“异端”教派的创始人一样湮没无闻？然而，他们的存在、生活和思想不就像一个奇迹，一个人本身难以企及的奇迹？
如果说上帝本来就是没有的，可是这世界是怎么回事？用荒谬与偶然来解释也许可以解释人的产生，意识的产生，但在人产生之前还有这世界呢，还有这存在呢？至少我们知道这存在是存在的，而不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即便人消失了，地球消失了，银河系消失了，宇宙冷寂了，这存在依然存在。一切都虚无化了，虚无也依然是某种存在。即便说虚无不是存在，存在将归于虚无，可问题在于我已经存在过了，这人及其世界毕竟存在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发问了。虚无又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这虚无？解释为何人在思考过这一巨大无垠的存在与虚无的问题之后，还依然要为小小的得失而欢乐和痛苦，同时一些个人又会在个人的目标乃至社会的理想实现以后依然要不满足和渴望？以及在世人艳羡的成功和幸福中依然感到某种不幸和缺失？
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并不是封闭在我的意识里，我通过语言、文字、美术、音乐还可以感受到别的存在，感受到还有一些人同样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疑问和呼喊，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他们是不是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秘密，而如果他们死后知道了这秘密，怎么他们生前就一点什么也不知道。至少我知道我生前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诞生于无也要归之于无？一切更多的希望都是傲慢？或者他们仍不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就确证了无神论的结论，也许依然什么也确定不了，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有一个巨大的秘密。所以说，不仅在生存论上，在道德论上，即便在知识论上，人也要被自身逼着寻求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