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上帝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陀氏最后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才提出来的，而是很早就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了。例如在《罪与罚》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拉思科里涅珂夫在索尼亚的房间里先谈到索尼亚一家的不幸以及索尼亚为全家做出的牺牲（去做妓女），说即便索尼亚为之做出牺牲，在索尼亚的妹妹、可爱的波仑加身上也将发生与索尼亚同样的事，当索尼亚拼命喊道：“不！不！决不会的，上帝决不会允许发生这样可怕的事！上帝会保佑她”时，拉思科里涅珂夫带着一种恶意突然笑着说：“但是或许根本就没有上帝呢！”索尼亚翻脸了，不再理他，五分钟过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默默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走到她的面前突然跪下，他说他并不是向她，而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致敬”，但他又说，“你还是个有罪的人，你最大的罪过就是你白白地把自己毁掉了。”“你过着你所万分讨厌的肮脏生活，却并没有帮助了谁。”拉思科里涅珂夫这些话是立足于尘世的观点，立足于没有上帝和不朽的观点说的，这样，如果牺牲自己的痛苦没有当世的弥补和报偿，就不会有什么意义。若无上帝和永恒，所作的牺牲和劳作就不能超越时间、超越尘世而在某个地方保存，铭记，若是这种牺牲和劳作也没有尘世的效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然而，索尼亚并不认为没有上帝，她相信上帝能做一切事情。她急速地，使劲地低声说道：“如果没有上帝，我会成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眼睛突然发亮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扫了一眼，意即如果没有上帝，她就只是个妓女，只是个罪人，只是个不幸的人。然而，有了上帝，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有了另一种永恒的现实，这些牺牲和痛苦就会不管是否有尘世的酬报，而仍然不是徒劳的，它们不会在时间的深渊中下沉和泯灭，而是会被储存在永不消失的地方。
在《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几个人在酒店里喝酒，谈着无神论，他们都根本不承认上帝，当时，一个头发斑白的粗野的大尉坐在那儿听着，老是默不作声，一句话也不说，突然他站在房间当中仿佛是自言自语一般大声说道：“倘若没有上帝，我还是个什么大尉呢？”他拿起制帽，把双手一摊，便走掉了。斯塔夫罗金说大尉“表达了一种相当严密的思想。”这是比假如没有上帝，人的痛苦和牺牲就会失去其根本意义更广泛、更进一步的推论，是在怀疑：假如没有上帝，不止是个人的痛苦和牺牲兰失去意义，乃至就连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会不复存在，《少年》中那位情绪波动、放荡不羁的贵族维尔西洛夫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当他跟儿子谈到他因那些无神论者不顾一切地诉诸暴力，破坏文化而流泪时，儿子不相信地问：“你这么笃信上帝吗？”他回答说：“这或许是个多余的问题。假定说，我不十分信仰，可是我还是不能不为这种思想发愁，我有时不能不想象，假如上帝不存在，人将会怎样生活，将来有一天这是可能的吗？我的良心总是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某个时期也许是可能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这个时期将会到来，可我总是想象着另一种情景……”这“另一种情景”才是他全身心的渴望。人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不需要上帝，但是否能够永远不需要上帝呢？
荒淫的老卡拉马佐夫也似有不安，有一次他反复追问两个儿子有没有上帝和灵魂不死，并要他们正正经经回答，伊凡说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不死，阿辽沙说有上帝，也有灵魂不死，而“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当老卡拉马佐夫说“伊凡大概是对的”，并说要把第一个想出上帝的人吊死时，伊凡却又说：“如果没想出上帝来，就完全不会有文明的。”老卡拉马佐夫说要让“修道院那一套彻底完蛋”，伊凡则说，那样的话，“首先第一个就要把你抢劫一空。”伊凡后来对阿辽沙说，他在父亲那里声明没有上帝是故意用这话来逗阿辽沙，说他自己说不定也会承认上帝的。“上帝是否存在？”或更确切地说“上帝可能确实不存在，但若真的如此，这世界会怎样呢？”这一问题，在伊凡那里还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的理性倾向于使他认为上帝不存在，但他又充分意识到上帝不存在的后果，意识到那怕上帝只是世俗的不在，社会的不在，即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将给文明与社会秩序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人们曾经信仰过之后。沙托夫则断定，倘若在俄国发生暴动，那一定是从无神论开始。
然而，在“假如没有上帝，人将会怎样，世界将会怎样？”的疑问中，最突出的还是人在道德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亦即“假如没有上帝，是否一切事情都可以做，一切行为都可以允许？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提出这一问题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成为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但是，伊凡自己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陈述过这一问题，而差不多都是由别的一些人来反复陈述，这也反映出这一观点的广泛影响及其在人们那里所具有的根本的震憾性，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些由他人作出的转述：
1、据米乌索夫说，伊凡在一次大半是女士的聚会上跟人辩论时郑重声明：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类’的那种自然法则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如果有过爱，并且现在还有，那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法则，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不死。伊凡还特别补充说，整个的自然法则也仅仅在于此，所以人们对自己不死的信仰一旦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力都将立即灭绝。不但如此：那时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这还不算，他最后还下结论说，对于每个象我们现在这样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的人，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立刻变到和以前的宗教法则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而利己主义即使发展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
2、米卡补充说，他听到过伊凡说“恶行不但应该被允许，而且还被认为是对一切无神论来说是最必要、最聪明的出路”，伊凡承认他确实说过：“假使没有不死，就没有道德。”
3、拉基金跟阿辽沙谈到，伊凡所说的：“既没有灵魂不死，就没有道德，一切都可以做。”是一个诱惑人的学说，但他又说伊凡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他和斯麦尔佳科夫正是伊凡理论的实践者和引申者，而且，在他们那里，这一切不再作为问题而是已成定论。
4、当伊凡叙述过“宗教大法官的传奇”，说他只要熬到30岁，就要把酒杯往地上一扔，但也许经过使灵魂腐化堕落的生活，也仍可以以卡拉马佐夫的方法幸存下来；阿辽沙问：“是不是靠‘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伊凡脸上突然变得苍白，但他说既然话已经说出，他不准备否认，他决不否认“一切都可以做”这个原则。
5、米卡在狱中说他惋惜上帝，说科学真是伟大，一种新人就要出现了，可他到底还是惋惜上帝。他说拉基金不爱上帝，完全不爱，“这是他们大家最要害的心病！……我问他：‘不过这样一来，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说，现在不是什么都可以容许，什么都可以做了么？’他说：‘你还不知道么？’他又笑了。他说：‘聪明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聪明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可是瞧瞧你杀了人，却陷了进去，在监狱里烂掉！’”23也就是说，在拉基金看来，什么都可以做，但关键是小心不要被人逮住。米卡说伊凡没有上帝，但有思想，自己比不上，想问他，“在他的泉水里喝一口水”，可他老默不作声，只有一次说了一句话，即当被问到“既然这样，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干了呢？”伊凡皱着眉头说“我们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只猪猡，但是他的想法是正确的。”米卡说这简直比拉基金更彻底了。
6、斯麦尔佳科夫杀死老卡拉马佐夫之后对伊凡说：“这的确是你教我的，因为您当时对我说了许多这类的话：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您当时真的说过，什么都可以做。”
是否真的“没有上帝，就什么都可以允许”呢？为什么没有上帝，没有永生，道德就会失去根本的支柱而趋于崩溃？仅仅有社会和法律的制裁不够吗？仅仅有来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理由根据也不够吗？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肯定观点，他认为人的道德、价值和生命是无需对上帝的信仰来支持的，是可以独立自存的。在他看来，那使伊凡·卡拉马佐夫成了疯人的、看似矛盾的命题：“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东西就都是合理的了。”其实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命题，而只是一个哑谜、一个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假如上帝不存在就意味着人生无所由，价值体系无所系，那么一切当然也就合理合法了，然而，价值的体系和人生的途径之存在与否并非取决于神的存在，只不过这两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纠缠在一起而已。他认为，我们公认的价值观念归根结底产生于我们作为社会人群的需要，虽然也能从对神的信仰中汲取有力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并非必不可少。
这一看法代表了西方近代以来人文启蒙的观点，似乎也可以为一些文明社会（例如中国）的历史所证明。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对此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怀疑，甚至所隐涵的回答可以说是否定的，亦即归根结底，没有上帝，也就没有永生，也就不可能有稳定的道德秩序。当然，在一个时期里可能还是会保留一种习惯性的循规蹈距，保留一种对外在的法律惩罚的畏惧，但却不会有一种根本的道德动机、不会有一种对于最后惩罚的怕。法律的惩罚是有可能逃避的、甚至道德的内心制裁也有可能在内心化解，尤其是在道德被主体化、个人化、相对化的时候──而这种主体化、个人化、相对化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几乎无法避免。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人所犯的罪才无可遁形。永生的罚也无可逃避，这种惩罚的力量特别强烈地表现在那些犯了不为人所知的罪行的人身上，如果连这样的罪人也因不安和恐惧而忏悔和自首自己的罪行，对犯罪就有了一种最可靠的制裁。
在《白痴》中提到的中世纪的食人者，正是因为害怕这种永恒的力量而不惜冒受到最严厉的法律惩罚而自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有一个因嫉恨杀死了自己所爱的女子的人，摆脱不了自己精神上所感受到的刑罚，他和佐西马长老反复讨论是否要公开宣布自己在十四年前犯下的这桩罪行，他知道自己只有坦白才有精神上的出路，但仍然极力抗拒，当他询问佐西马长老的意见时，佐西马翻出正好刚读过的《圣经》的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还不肯信，又随意翻了一下圣经，读到的话是“落在永生的上帝真是可怕的。”他相信了，但还是又一次回来，甚至想杀死唯一知情的佐西马长老，然后，这一内心的风暴终于过去了，他当众宣布了自己的罪行，做了自己应做的事，第一次感到了快乐和平静，并得以在这种心情中辞世。伊凡在叙述“宗教大法官的传奇”的开始，谈到了一首诗，讲圣母亲临地狱，看到了罪人和他们所受的苦刑，其中在油煎湖上有一群罪人最引人注目，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沉入湖底，再也浮不上来了。“那些人已经被上帝遗忘了，”伊凡说这句话是“一句非常深刻有力的话”。而另一方面，格鲁申卡也提到厨娘讲的一个寓言：一个很恶的农妇死后被扔到火海里，守护她的天使记起她曾施舍过一棵葱，于是为此去向上帝求情，上帝回答说，你去拿那棵葱，到火海边去伸给她，让她抓住，拉她上来，如果能拉她上来，就拉她到天堂上去，如果葱断了，就只好让她还留在火海里，天使很小心地去拉她，差一点就拉上来了，可是另外的一些罪人看见拉她，就都抓住她，想跟她一起上来，这女人还是很恶，用脚踢他们，说，“这是我的葱，不是你们的。”她刚说完这句话，葱也就断了。
不难想像这样一些寓言故事对于社会和大众道德的意义，然而它们又并非是浮浅的，而仍如伊凡所言是“深刻有力”的，伊凡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决不是轻飘飘地说出“若无上帝一切皆可允许”的话来，这句话在他那里并不象在拉基金那里一样，是一句得意扬扬的话，一句想用来为自己谋利的话，而是一句使他痛苦，使他辗转不安的话。伊凡一方面从某种理性，从某种事实上的趋势意识到上帝的离去，另一方面又充分意识到这句话的极严重后果，所以最后竟在这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崩溃而发疯。他那种现代人的理智使之否认上帝，否定永生，可是，如果事实并不像他所想的没有永生、不是人一死就一切皆无呢？如果事实反而是像幻想中访问他的魔鬼所言呢？魔鬼说：“你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也有，我这是由于友谊才对你透露我们的秘密，虽然这是被禁止的。这是个关于天堂的神话。说的是在你们地上有那么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否定了一切，包括法律，良心，信仰’，尤其是否定了来世的生活。他死了，以为自己准会直接进入黑暗和死亡里去，但不料来世的生活竟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惊讶而且愤慨了。他说：‘这不合我的信念。’他就因此受到处罚，您瞧，他被判处在黑暗里走亿万兆公里的路，在走完亿万兆公里以后，就会为他打开乐园的大门，宽恕他的一切。当时那个被判决走亿万兆公里路的人站了一会，看了看，就在道路当中躺下了，说道：‘我不愿意走，根据原则我不能走！’问题就在他后来还是不躺了。他躺了几乎一千年，以后就站起来走了，他走到以后，天堂的门为他打开，他刚进去以后，还没有过两秒钟，他就感叹道，为了这两秒钟，不但值得走亿万兆公里，甚至可以走亿万兆的亿万兆次方！”
这种死后的惩罚对于那些厚颜无耻的人也许是唯一的一点顾虑了。老卡拉马佐夫甚至也偶尔表示过这种顾虑，他说：“我们坐在这里，作孽作得太多了。我时常想：将来谁会替我祈祷呢？……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我心想，我死的时候，鬼一定会用钩子来把我拉走的。可我又想：钩子么？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什么做成的？铁的么？在哪里打的？他们那里还有工厂么？……这一点正是讨厌的问题的关键！……假使没有钩子，那就一切都滚它的蛋吧；这么说来，就又拿不准了：究竟谁用钩子拉我？因为假使没有人拉我，那么怎么办呢？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呢？这些钩子应该造（虚构）出来，特意为了我，为我一个人，……”当然，他决不会总是想，而只是偶尔想想，宗教的信仰不仅在他心里，在那时候的俄国也已经开始淡薄了。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伊凡、佩西神父还在一起探讨了一种支配一切、而又保持纯洁的崇拜和信仰团体，一种最终完全转变为教会的国家的意义，尤其是它对于道德的意义，这当然带有一种理想的色彩，甚至是“无限辽远的理想”的色彩，但佐西马长老相信，将来一定会出现一种全世界单一的、统治一切的教会，“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哪怕是到了千年万代之后，因为这是注定要实现的！用不着为时期和期限着急，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存在于上帝的智慧里，存在于他的预见里，他的爱里。”但这并不是教会下降为国家，教会异化为国家，而是国家改造为教会，国家上升为教会。伊凡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这一思路，他说，在古代，基督教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在地上只是教会。但当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基督教国家时，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它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只是把教会包含在内，而它自己许多机能上仍旧象以前一样，继续是一种异端的国家。而基督教会无疑地不能从自己的基础上，从自己所站立的那块盘石上有所让步，而只能奔向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上帝坚决树立并指示给教会的目的，其中包括把全世界都转变为教会。因此，作为未来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应在国家里求得一定的位置，只成为某种社会团体，而是恰恰相反，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佩西神父批评十九世纪明确宣扬的某些学说，这些学说认为教会应该逐渐化为国家，仿佛由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随即在里面消灭，让位给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它不愿而且抗拒，那就只在国家内另腾出一个角落给它，还要加以监督，他说现在欧洲各国就到处是这样的情形。但是照俄国人的见解和希望，却并不是要让教会象由低级形态升为高级形态似的转化为国家，相反地，是国家最终不应成为别的，而恰恰应该只成为教会。
对此，米乌索夫冷笑地表示怀疑，他说：这是一种再没有一切战争、外交官、银行等等的美妙的、乌托邦式的幻想。甚至有点象社会主义。比如说，那样的话，教会就要裁判刑事案件，判决鞭苔和徒刑，甚至死刑。伊凡解释说，即使现在就只有宗教社会法庭，教会也不会把人流放出去，或判决死刑的。而且犯罪和对于犯罪的眼光到那时一定会改变，自然是渐渐地改变，不是突然立刻就变，但是会很快变的。假使一切都是教会的，那么教会就一定会把犯罪和不服从的人开除出去，而不会杀他的头。但那时被开除出去的人到哪里去呢？那时他不但应该象现在似的离开人们，而且要离开基督。他一犯罪，不但是对于人类的反叛，也是背叛了基督的教会。自然，严格地讲，现在也是如此，但到底还没有明确地加以宣告，因此，现在的罪人常常想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说“我偷了东西，却没有存心反对教会，我没有与基督为敌。”但是一旦教会代替了国家，他就很难再说这种话了，他除非否认地上的一切教会，说所有的人都是错的，大家都迷了正道，大家都属于虚伪的教会，只有自己这杀人犯和小偷，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会。这当然是很难自己承认的，需要有重大的条件，那是百年不遇的特殊情况。再从另一方面讲，教会自身对于犯罪的看法也应该抛弃现在那种近乎异端的看法，由机械地除掉被染污的分子，象现在为了保护社会所做的那样，变为完全而切实地拯救人，让人重新获得复活、再生的观念。佐西马长老补充说，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的，假使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人作恶就将没有任何阻挡，甚至事后没有对他的惩罚。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惩罚，不是象他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机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心灵更加痛苦的惩罚，而是真正的惩罚，唯一实在的，唯一令人生畏、使人安全、教人良心发现的惩罚。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能使罪人本身得到改造，重新作人，那就惟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的社会的儿子所犯的罪孽，他才能对社会，也就是对教会承认自己的有罪。因此，现代的罪人只有在教会面前，而不是在国家面前，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
这里提到了不仅没有内心的上帝是不行的，甚至这种信念不最终制度化为一种君临一切的统一的团体也是不行的。但这样一个世界教会将会是怎样的呢？人们那时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呢？它和一度对世俗社会取得过支配地位的罗马天主教究竟有何根本的不同呢？如何使所有的人都信任它呢？那些仍然忍不住犯了罪的人将被如何处置呢？他们如何被驱逐，又是否可以回来呢？由什么人、通过什么程序来决定这些事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尚难明确其答案，故而对这一思路亦难邃下判断，我们只是隐约地觉得，它也许含有某些深刻的内容，尚非我们现在所能及。而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只是，这种组织的意义显然主要是在道德方面得到强调的。
总之，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认为如果没有上帝，也就不会有永恒，不会有永生，不会有灵魂的不朽，而如果没有上帝与不朽，也就不会真正有根本意义上的罪与罚，有关善恶、正邪、功罪的道德判断就会失去最终的根据，对罪恶的惩罚也会失去根本的效力，因为一切法律与舆论、良心的惩罚都有赖于这一至高无上的和永恒的存在，有了他，罪才真正能成其为罪，罚也才真正能成其为罚。如果没有上帝，则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可以允许，人可以尝试一切，可以为所欲为，就像《罪与罚》中拉思科里涅珂夫杀人时所欲依据的思想，这思想是建立在无神论上的，建立在否定道德的绝对性的功利目的论上的。但有了上帝就不一样了，人就再也不能够为所欲为。不仅个人不可以为所欲为，任何集体乃至整个人类也不可以为所欲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相信上帝也就意味着相信永恒，相信灵魂的永生；而没有上帝，也就意味着没有永恒，没有灵魂的不朽；而没有上帝与不朽，也就不可能有道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日记》中写道：“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一个‘更高的理念’而活下去，而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理念，那便是人类灵魂的不死；人为之生活的一切其他‘更高的理念’，都从这一个流出……在失去灵魂不死的观念之后，凡是比野兽更高一点的人，都会觉得自杀是完全必然而不可避免之事……灵魂不死的观念乃是生命的本身，乃是良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的第一个泉源，也是其断然的程式。”
但是，在信仰上帝与信仰永生、不朽之间是否有一种必然联系呢？乌纳穆诺（Unamuno）在《生活的悲剧涵义》中回忆和一位西班牙农民的谈话；他对那农民说上帝大概是有的，但是没有不朽。那农民回答道：“那么这个上帝是要做什么呢？”柯拉柯夫斯基（Kolakowski）就此指出，这的确是信徒的自发性的反应：如果人类努力的成果不能留存，如果只有上帝是真实的，而且世界在看到自己最终的结局之后，把自己的造物主弃置于他所一直享有的同一种空虚或者充实中，那么，无论这个隐匿的上帝是否存在就都无所谓了。正如宗教批判家指出的，这种反应的要点不是我们想自私地渴望得到对于我们有限的困苦所付的上天的回报，而是如果除上帝之外一切都不能长存，那么，尽管人类有辛劳和痛苦，就连上帝也不会变得更好一些或者更富有一些，于是，无限的空虚就是上帝“最后的话”。如果宇宙和人类事务的进程不与永恒关联，那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信仰上帝和信仰永生二者是比分别的命题可能提示的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者在逻辑上似乎是可以互相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可以信仰其中一方，拒绝另一方而不自相矛盾。然而，信仰上帝和接受其他一切最终消毁说必定使上帝变得明显地“没用”──这不是从个人得到满足的方面上来看，而是从信徒的观点上看，上帝是世界的意义的保障者，是制订目标者，排除了他与造物的关系，我们就几乎不能够把握他的存在。另一方面，不信仰上帝的人仅仅信仰长生不老或不死也是没有意义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似乎还可以与康德的“假如没有道德，上帝如何可能”33形成某种对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批驳了三种借助纯粹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即本体论的方法、宇宙论的方法以及物理学－神学的方法，他排斥了过去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的传统论证，然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仅限于理性认识，世界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上面行动的舞台，是一个道德实践与评价的王国。所以，在《实践理性批判》等道德形上学着作中，康德重新在道德基础上确立对上帝和不朽的信仰，他认为这种信仰是实践理性的必要条件。他对于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是这样的：绝对命令统率绝对的善良意志、有德性的意志和神圣的意志。理性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意志应该幸福：一个好人应该幸福；因此，至善就在于有德性和享幸福，因为没有幸福，德性就不是完全的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德性和幸福并不相称，有德性的人不一定得到幸福。因此必须有一个神，他按照应得的报偿来分配幸福。而要这样做，他必须有绝对的智慧，是全智者：他必须洞察人类，具有人类的道德理想，就是说，他又是全善的；他还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以便把德性和幸福联系起来，亦即是全能的。这样一个全智、全善和全能的神就是上帝，证明不死也建立在同样的前提上：道德规律统率神圣性或一个绝对的善良意志。因为道德规律出自理性，它所责成的事必定可以实现。但是，我们不能在存在的任一时刻达到神圣性，而需要有无穷无尽的时间，需要有趋向这种完善的永恒的进展。换言之，灵魂必须是不死的。
这也就是说，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上帝的信仰，而是恰恰相反，对上帝的信仰是道德理性的一个基本要求。利文斯顿指出：在传统上道德是以神学为基础的，而康德颠倒了这个顺序，而力图证明宗教的基本信念需要我们的道德理性的支持。于是康德就可以说，“正是理性，借助于它的道德原则，能够第一次创造出上帝的概念来。”这就是康德在神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摒弃了以形而上学证明为基础的思辩神学。在他看来，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道德良知，唯一真实的神学，是道德神学。我们的道德本性要求宗教信仰的对象具有实在性，宗教信仰的对象是道德的基本要求，宗教是“对道德律之承诺的信任。”一方面，他对形而上学的有神论证明的批判，构成了同18世纪唯理主义神学主张的划时代的决裂；另一方面，他的神学即道德神学的概念，确实又是同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概念一致的。在康德看来，崇拜上帝与服从道德律是同义的。而且，“离开了道德的生活方式，人自信能够做用来取悦于上帝的任何事情”，在他看来都不过是“纯粹的宗教幻想”。
康德批判纯粹理性，强调理性的有限性，为对上帝的信仰留下空间，然而这一信仰的空间是否过于狭小呢？这一信仰仅仅立足于道德的理性是否又过于单薄呢？总之，两人虽然都强调道德与上帝，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站在道德崩溃的边缘以其全部的力量呼吁上帝，而康德则是理智地在道德的远景保留一位上帝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