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人的有限性”是从三个方面去理解的：一是人的知识的、尤其是理性的有限性；二是人在道德上的有限性，这在“怜悯与爱”一章中已有所涉及；三是人在达到幸福方面的有限性。当然，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三种有限性又可说紧密联系于人的肉体生命，尘世生命的有限性：生命只有一次；身体的脆弱性；身体的需求、欲望不易满足等等。2我们以下想主要从上述范畴，尤其是人在知、情、意三方面的局限性来展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疑问，这种疑问在《地下室手记》中被揭示得最为充分，成为一种感情强烈的质问。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39年尚未开始他的文学生涯时就在给他兄长的一封信中写道：“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你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3他选择了通过文学来研究人、表现人和揭示人。他认为他仍然是遵循“以完全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这一俄国文学的道路，但他知道他并不是一般的，自然写实地刻画人们生活与行为的现实主义者，而“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他想深入到人内心的全部阴深复杂，他甚至说，他有一个计划，“做一个疯子，让人们去狂怒，让他们来医治我，使我变得聪明。”
这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笼统地赞美人、肯定人，他要正视有关人的一切，包括那些人们不愿正视的东西，他也不是要说出定论，说出有关人的“最后的话”，而主要是说出自己对于人的困惑和苦恼，他希望由他揭示的伤口能得到医治，而不是讳疾不言。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小说中，他主要注意的还是下层人们的痛苦，这些痛苦即便是内心的，也主要是由于外在的社会处境引起的，在《死屋手记》与《地下室手记》之后，他才获得了一种“新的视力”（舍斯托夫语），才开始从死返观生，痛苦返观希望，从“地下室”来看“地上的芸芸众生”。这时他已不仅是注意下层人的痛苦，而是注意所有人的痛苦，不仅是注意社会环境引起的不幸、而是更注意深伏在人的本性之中的不幸。流放和苦役把他贬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从文学荣誉的高峰一下落到了甚至连其兄长也数年不与他通信的最深渊，在苦役营中，他接触到了各式各样受苦和犯罪的人，而且决不是居高临下或者旁观的，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写作《地下室手记》的那一年里，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兄长和最好的朋友。开始他以为围困着他的只是“死屋”，是外在的禁止和强迫的共同生活，他想努力挣脱这“死屋”，后来他离开了“死屋”才发现：人还被更大的、更内在的、植根于人本性的“地下室”包围着，那种“地下室”就存在于人内心的深处，通常不易被人觉察，然而却常常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的活动和行为，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梅诗金公爵之口描述过一个犯人被判死刑临刑前的感受──那实际正是他本人的感受，那犯人想：“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然而，那犯人真的被改判减刑了，后来那个“无穷尽的永恒”果然送给了他。那末，后来他把这一大笔财富怎样处置了呢？是不是每分钟都做到了“精打细算”呢？没有，他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浪费了好多好多分钟。亚历山德拉听后指出：“可见，已有经验摆在我们面前：要真的每分钟都‘精打细算’，日子是没法过的。不知为什么，反正没法过。”人并不是只有理性计算的动物，人并不能总是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实现那通过精心计算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计划，何况不仅计算可能出错，而且实际利益也不一定等于快乐，快乐也不一定等于幸福，在幸福之上也可能还有更高的东西。
《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中所不遗余力抗议的正是那样一种计算理性，一种欧几米德的理性，尤其是一种据说是依据这种完美的科学理性设计的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他猛烈批评建立在功利主义及合理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启蒙和解放方案，指出人的极其复杂性和有限性。
“地下室”人质问道：是谁说人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才做坏事的；说如果给他以启蒙，让他看到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么他便会立即停止干坏事，便会立即成为善良的和高尚的人，因为他既受了启蒙，并懂得了自己真正的利益，就会看出在善的里面有他自己的利益。但是，请问，在所有这几千年里，到底哪个时候曾有人只凭本身的利益而行动的？无数事实证明，人们明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却把它们置之脑后，反而奔上另一条道路去冒险，去碰运气。你们的利益那是幸福生活、财富、自由、安宁，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然而一个人可能明显地和明知故犯地对抗这整个清单。要知道人是愚蠢的，他即使不完全愚蠢，也是非常忘恩负义的。人喜欢照他所愿意的那样，而不是按理智和利益驱使他的那样去行动；把自己本身的随心所欲，自己本身的即便是最野蛮的任性、有时甚至是被激怒到发狂程度的幻想看作最为有利的利益。这种任性对任何分类法都不适合，而一切体系和理论由于分类而经常化为乌有。理性是个好东西，但理性终究不过是理性，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智的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活的表现，即整个人的生活连同理性、连同一切感觉的表现。虽然我们的生活在这种表现里常常显得很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活，而不单纯是开开平方而已。一个人完全自然地想为满足自己的全部生活能力而生活，而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理性的能力，即他的全部生活能力的一个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呢？理性只知道它所能知道的东西，而人的本性是尽其所能，充分地活动的。人有时会故意地、有意识地甚至去向往那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是最愚蠢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权向往这种东西，而不愿受那种只向往使自己得到聪明东西的义务拘束。因为无论如何，它能给我们保存最主要的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特性。”地下室”人甚至认为，人的最好的定义是：人是两只脚的和忘恩负义的动物。但这还不完全，这还不是他主要的缺点，他最主要的缺点是恒久的品行恶劣，也就是不理智；因为很早大家就知道，不理智正是由品行恶劣产生的。在“地下室”人看来，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都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公开给所有的人，而只能给朋友看的，而还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也得是偷偷地。最后还有一些甚至对自己也怕公开的东西，而这一些东西正是“地下室”人揭示给我们的，那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地下室”。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有一句话说“俄罗斯灵魂是黑古隆冬的”，但这还不只是俄罗斯的灵魂，人类的灵魂也是如此。7而人有时之所以想坚持自己荒谬的幻想和最庸俗的蠢举不放，唯一目的正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人毕竟是人，而不是钢琴琴键。人类所有的问题似乎的确只在于：人总是不断地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风琴上的小销钉！当只有“二二得四”时兴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自己的意志？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也是“二二得四”。人却希望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人性。
“地下室人”质问那些乐观主义的欲改造人类和人性者说：说你们根据什么知道人不但能够，而且必须这样改造呢？你们是从哪里得出结论说，人类的意愿是如此迫切地应当矫正呢？我们又怎么知道这种矫正的确会给人带来利益？人喜欢创造和开辟道路，这是不用争辩的。可是他为什么也非常喜欢那破坏和混乱呢？这是否是因为他自己也本能地害怕达到目的和完成他所建造的建筑？你们凭什么知道他也许只是从远处而决不是从近处喜欢那建筑物的；他也许是仅仅喜欢建造它而不是为了想住进去。人是思想轻浮和其貌不扬的生物，他可能象棋手一样，只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却不喜欢目的本身，而且谁知道呢，也许人类向地球上的一切突进的目的，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而经过连绵不断的过程，换句话说，只是生活本身，而并没有目的。目的不外乎是“二二得四”，也就是说是个公式，但“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已经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人总是有些害怕这个“二二得四”的，姑且假定人一心只想探索这“二二得四”的公式，在这种探索里飘洋过海，牺牲着性命，但仍在探索，还真的探索到了，那时便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探索了。你们为什么如此斩钉截铁地、郑重庄严地确信只有一种正常的和积极的幸福对人才是有利的呢？在理解有利这一点上是否出了差错？也可能人所爱的不只是一种幸福？也可能他同等程度地爱那苦难？苦难对于他，也许就象幸福那样，程度相等地同样有利？而人有时强烈地爱上苦难也是事实。这无须用世界历史来说明，而只要即便只是稍稍生活过的人，问一问自己的体验就知道了。人仅仅只喜爱幸福那简直是不怎么体面的。这并非是主张苦难，但也并非主张幸福。苦难在“水晶宫”里是不可思议的：苦难是怀疑，是否定，如果在“水晶宫”里怀疑，那还能算什么“水晶宫”呢？然而我深信人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苦难──须知那就是感觉对于人最巨大的不幸，可是我知道人喜爱它，不愿用任何乐趣去替换它。举例说，感觉要比“二二得四”的公式来得无比的高超。“地下室人”向自己也向人类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廉价的幸福，还是崇高的苦难──两者中是哪一个更好些呢？”
作为一种对于目的论、功利论、合理利己主义、廉价的幸福论和“水晶宫”的抗议，“地下室人”的态度是相当激烈、乃至趋于极端的，给了我们一幅有关人心及人性、人生的相当阴郁的画面。但我们也得承认，如果能够仔细深入地反省，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发现一个潜伏的“地下室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且一般人是害怕掘到这样的深度的，更不会像”地下室人”那样反复咀嚼乃至欣赏，这样做也是不无道理的。但“地下室人”的手记仍然反映了人的一种“深度的真实”，可以看作是对大量不惯于写英雄、写成功者、表现乐观主义的作品的一种合理反拨。《地下室手记》的末尾这样说：一般的小说里一定要有英雄人物，而这里却故意为“反英雄”人物集中了一切特征，所有这一切自然会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缺陷，而又都或多或少疏远了生活。我们对生活甚至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有时把真正“活生生的生活”当作劳务，当作服役，心里都同意最好按书本行事，把自己的胆怯当作明智，并以此来自慰和自欺。这样看来，“地下室人”就似乎显得比大多数人更为“活生生些”。我们有时会把做个真正的、有自己的血肉的人看作沉重的负担，为此感到耻辱和羞愧，我们常常竭力想做个不曾存在过的一般性的人。8而“地下室人”却想向我们展示具体的人、特殊的人，展示人的“活生生”的一面。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残疾少女丽莎似乎表现出一些与“地下室人”同样的倾向，即表现出一种存心要坏，要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的思想倾向，虽然这表现在一个女孩那里可能显得有些突兀，以致遭到托尔斯泰、高尔基的批评，但这些想法是反映着人的一种有限性的。“我愿意有人折磨我，娶了我去，然后就折磨我，骗我，离开我，抛弃我。我不愿意成为有幸福的人！……我盼望混乱。我净想放火烧房子。我老想象着我怎样走过去，偷偷儿地点着它，一定要偷偷儿点着。人们在忙着灭火，而房子还在那儿燃烧。我心里知道，却一句不说。唉，全是胡说！可真是无聊啊！”阿辽沙轻声告诉她，这可能是因为她过的生活太富裕，还是做穷人要好些。丽莎说这话不对。说“即使我有钱，大家全贫穷，我也仍旧吃我的糖果，奶油，谁也不给一点。”这正像“地下室人”所说的：“我需要安静。为了求得没有人来打扰我，我可以马上把整个世界只要一戈比就卖掉。是让世界消灭呢，还是让我喝不成茶呢？我要说，宁可世界消灭，我也得总是有茶喝。”丽莎也说：“要是我穷，我说不定会杀死什么人，而即使有钱，也说不定会杀人的！──干吗闲坐着！……我就是不想做好事，我只想做坏事，这跟病根本没什么关系。”阿辽沙问她：“为什么要做坏事呢？”她回答说：“就为的是希望什么都不剩下。”听了这些话，阿辽沙不禁沉思地说：“人有些时候是爱犯罪的。”《赌徒》中的主人公也曾对波丽娜说“人──天生是个暴君，喜欢虐待别人。”或者我们可以缓和一点说，人是爱折腾的，爱折腾自己乃至折腾这个世界，至少在一部分人那里是这样，他们不会消停，不会闲着，他们总是会生出一些事来的，而只要有一部分这样的人，这世界也就不会太安宁了。当然，这样也可能由此带来了一些好的效果（虽然负面的效果可能更多），使世界出现了一些未曾料到的变化。
人自身控制自己的善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曾到处试验自己的力量，“以便了解自己”的斯塔夫罗金最后绝望了，他感觉到了自己的限度，他在自杀前写给沙托夫的妹妹达丽娅的信中说：“当我为了自己并且为了自我炫耀而作这种试验的时候，我的力量看来是无限的，同早先在我一生中碰到的情况一样。我当您的面忍受了您哥哥的一记耳光；我公开承认我结过婚了。但是运用这种力量的目的何在，──这一点我可从来也没有看到，而且至今也没有看到，尽管您在瑞士曾表示赞许，我也相信了您的赞许。我依然象素来一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但是这两种感情一向都很渺小，而且从来也不会十分强大。我的愿望太脆弱了；它们不能指导我。抱着一根圆木可以渡河，抓住一块木片可不行。”他厌恶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行径，但他自身又不知如何自拔，他最后想到了沙托夫的话：“一个同自己的乡土失去了联系的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神灵，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一切目标。”
人是有限的、有死的存在，然而人又有渴望无限、渴望不死和永恒的一面。人有足够下贱和丑陋的一面，然而人又有向往高尚和美的一面，这才是人的完整的复杂性所在。连一些犯下极严重恶行的人也会突然有反省的时刻，他们有的幡然悔悟，走向新生；有的因绝望而自杀，至少不是全然陷溺于罪恶之中而毫不自觉，而更多的人则更经常地是处在善与恶的交战之中，在卑鄙下流与正当高尚之间摇来摆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人物，不乏这种从善到恶，或者从恶到善的突然跳跃。《舅舅的梦》中向济娜求婚未成的莫兹克利亚科夫出于嫉恨，开始故意向公爵说谎，让他相信他只是在梦里向济娜求婚的，后来在济娜的诚实的感召下，突然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承认自己的谎言和偷听的可耻行为；《诚实的贼》中的叶麦利扬·伊利奇竟然偷了一直照管和扶养他的朋友的马裤，但又为此痛苦而死；《波尔宗柯夫》中的主人公讹诈上司，然而又会因一时怜悯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利益和优势。《罪与罚》中的莱比绥亚利珂夫的思想观点相当庸俗，但在关键的时候却能揭露卢辛的丑行；心肠甚软，深爱其妻子儿女的玛尔美拉陀夫却会在好容易得到一个职位后又作贱自己而使她们完全失望，使全家重新陷入悲惨的境地；而罪孽深重的司维特里喀罗夫却又会主动承担起安排父母双亡的孤儿孤女的责任。加尼亚一心想获得金钱而往上爬，但却到底不肯去取娜斯塔霞丢在火炉中指明给他的十万卢布。拉思科里涅珂夫、罗果仁、伊波利特、斯塔夫罗金、维尔西洛夫、伊凡和米卡等重要人物也都分有这种善恶兼具、卑鄙与高尚共处、残忍与同情并存的特征。以致米卡说人是太复杂、太宽广莫测了，他宁愿人能“狭窄一些”。他说他不忍看到一个有时甚至心地高尚、绝顶聪明的人，从圣母玛利亚的理想开始，而以所多玛城的理想告终。更有些人心灵里具有所多玛城的理想，而又不否认圣母玛利亚的理想，而且他的心还为了这理想而燃烧，象还在天真无邪的年代里那么真正地燃烧，这样的人就更加可怕。可怕的是，美不仅是可怕的东西，而且也是神秘的东西。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阿辽沙说他的父亲和兄长们在自己害自己，同时也在害别人。有一种“卡拉马佐夫式的原始力量”，它是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而他自己也是卡拉马佐夫，他是修士，可他也许连上帝也不信。这种原始粗野的力量也同样潜伏在阿辽沙的心底，只是还没有爆发而已，描述阿辽沙离开修道院到社会上去的经历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计划中的第二部分，但他的去世使这成为未竟之业。在审判米卡的法庭上，检察官基里洛维奇也感慨地说：“我们是善与恶的奇妙的交织体。我们爱启蒙的席勒，同时也在酒店里酗酒，揪断我们醉鬼酒友的胡须。……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是相信最初的叙说，相信把最后的活命之资拿出来，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种高尚正直的激情举动？还是相信事情的背面，那样令人厌恶的另一方面？人生一般总是在两种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间寻找中庸，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却不见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实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实不欺地无耻卑鄙。为什么？正就是因为我们具有那种宽阔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我说话的本意就在这里，──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而正如罗札诺夫所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家中最能同时包含和体验这样两个“在上和在下的深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