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的种种差别，我们也许可以从数量上做出一种归纳，即大致地分出一个多数与少数，这一多数和少数不是以职业、阶级、种族等标准划线的，它们的具体成员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但这一多数和少数却可能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即在任何社会里都始终有一个多数和少数，也许比例有所不同，范围有所广狭，但多数还是多数，少数仍是少数。一般来说，这一多数比那个少数更重视物质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温饱而非自由、独立；更依从权力、权威而非自身的判断；更相信外在的奇迹而非内在的神明。也就是说，多数和少数主要是以人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追求划线的，可能也与人们的天赋气质和才智水平密切相关。情况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人类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可以被如此区分呢？这种情况能否改变呢？比方说，在真的由圣王支配世界、由圣人引导世界的条件下改变？甚至在上帝亲临人间的条件下改变？是否所有的人真的能普遍地像托洛茨基所设想的那样都提高到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的水平？或者说提高到精神上的圣徒的水平？人们是否能普遍地都更为重视精神生活，都极为珍视思想自由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如若不能，人类还可以对自己抱有抱有何种期望？这是不是有关人性的一个基本事实？甚至于，这是不是有关人类、有关上帝创世或“创造”的一个最大的谜呢？
我们视这一问题为有关人的最重大问题，也认为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重大的，同时也没有解决的困惑。如果说前面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是作为问题提出来的，但还是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倾向性，预示着他认为有望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向的话，那么，他在这里确实遇到了他最严重的、也最真实的难题，甚至陷入一种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遇到了一种巨大的冲突，他对“人民”的崇拜与他对事实上的“人民”的感受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他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因而，他只能够把它说出来，把这一最大的疑问和困惑交给读者。
这一最大的疑问在他最后的着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以一种极为集中和强烈的形式表达出来了。然而、正象他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这一问题也早就可以在他以前的作品中略见端倪。在《女房东》中，穆林老头发表了“脆弱的人会自己放弃自己”的哲学见解，说“脆弱的人一个人撑不下去！哪怕把什么都给他，他也会自己来奉还一切；你把人间半个王国归他所有试试看──你猜结果会怎样？他马上会缩得很小很小，躲进一只鞋里去。你把自己交给脆弱的人，──他会自己把自由缚起来交还给你。自由对一颗愚蠢的心毫无用处！”26“地下室人”也在其手记的末尾宣告了类似的观点：“我们为什么有时要乱折腾，为什么胡闹，为什么要求？我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假如我们胡闹的要求会达到目的，我们就会更糟。好吧，不妨试试看，譬如说给我们更多的独立性，把我们中随便哪一个的双手解开，放宽我们行动的圈子，减轻对我们的管束，于是我们就……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又会立刻反而要求管束的。”
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罕见地突然以作家的身份在第四部的开头部分插入了一大段议论，他说：有这样一些人，对之很难用什么话可以把他们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方面一下子完全表现出来。这是一些通常被称做“普普通通”、“属于大多数”的人，他们确实构成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小说家该怎样处理这些寻常的、“普普通通”的人，该怎样把他们放到读者面前，使他们或多或少引起读者的兴趣呢？在叙述过程中完全绕过他们决计不可能，因为寻常的人们每时每刻并且大量地构成连接日常事件的必要环节；要是绕过他们，就会破坏真实性。如果小说里全部都是典型，或者为了提高兴趣干脆只写些稀奇和子虚乌有的人物，那就没有真实性可言，恐怕也引不起兴趣。作家必须努力发掘有意思和有教益的特色，甚至在寻常人中间发掘。比方说，如果某些凡人的根本实质恰恰在于他们一成不变的平凡性，或者更好的是，如果这些人物尽管作了极大的努力无论如何要摆脱千篇一律的旧谱老调，可是到头来依然故我，仍依旧谱唱老调，那末，这样的人物甚至会具有某种独特的典型性，可以成为一种不甘心做凡人的凡人典型，他们千方百计想成为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人，而事实上连一点点独树一帜的本钱也没有。
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白痴》中的某些人物就属于这类“普通”或“平凡”的人，瓦尔瓦拉·普季岑娜和她的哥哥加甫里拉·阿尔达里昂诺维奇正是这类人物。的确，最糟心的莫过于做一个这样的人：手里有钱，出身清白，相貌可以，受过相当教育，人也不蠢，甚至心地善良，但在这同时却没有任何才华，没有任何特点，甚至没有一点儿怪脾气，没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无一不“和大家一样”。钱是有的，但不是罗特希尔德那样的财阀；家世清白，但从来乏善可陈：相貌可以，但显示不出什么性格；学问不错，但不知道往哪儿用；有头脑，但没有自己的思想；有良心，但缺乏宽广的胸怀；如此等等，一切方面均无例外。这样的人世上非常之多，甚至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多。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可再分为两个亚类：一类想法狭隘，另一类“聪明得多”。前一类人的日子比较好过。对于狭隘的“普通”人来说，最省力的就是自命不凡，自以为与众不同，并且毫不犹豫地引以为乐。加甫里拉则属于后一类；属于“聪明得多”的一类人，这一类人比前一类日子要难过得多。尽管他浑身充满出类拔萃的愿望，甚至即便有时候（也可能是一辈子）把自己想象成旷世奇才，可是在自己心里总保留着一条怀疑的蛆虫，这条蛆虫能导致聪明人最后完全绝望；纵使认命屈服，也已经被深入骨髓的虚荣心彻底毒化过。不过，这里的例子毕竟是个极端，绝大部分这类聪明人的命运远远不是那样悲惨。然而，这些人一心想出类拔萃，从少年时代直至无可奈何的暮年，往往要折腾很久才认命屈服。甚至有一些奇怪的事例：为了要出类拔萃，诚实人不惜干下流事；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决定豁出去干卑鄙透顶的事，只要能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可是，就像命中注定似的，一到节骨眼上他总是会表现出足够的羞耻之心或能力有限而未干卑鄙透顶的事。
加甫里拉就是这样，他带着厌恶和憎恨看待他们家道的清寒和式微。他甚至对母亲的态度也是傲慢和轻视的，尽管他自己十分清楚地懂得，他母亲的名声和性格眼下也是他的前程的主要支柱。当上了叶班钦将军的秘书之后，他立即对自己说：“做坏蛋就做彻底的坏蛋，只要能赢，”可是，他几乎从未成为彻底的坏蛋。28加甫里拉可以说是一种不甘于平凡的凡人，是多数中间的少数──即那些想成为少数，却仍属于多数的人，他是多数中不安其命的少数，因为这样的人毕竟在多数中仍处于少数。他属于多数，但他不安于身处多数而梦想跻身于那最成功的少数，想攀到顶峰，可是又没有特殊的才干，他也不想走普季岑脚踏实地的道路起家。普季岑十七岁的时候睡过马路，卖过削笔刀，而加甫里拉想完全跳过这番苦熬，一开始便重本厚利，但他虽然还算聪明，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过人之处，他极想得到一笔大钱，29他曾经想通过与阿格里雅的婚姻来达到目的，但这目的多么委琐，并且他又性格软弱，希望得到对方保证之后再采取行动，而这种行为自然要遭到阿格拉雅鄙视而决计得不到她的爱情。他虽然贪财，但也爱面子，毕竟又保有一种自尊心，所以他也不曾从火炉中取出那十万卢布。应当说这种追求和自尊还是有让人敬佩的地方的，虽然他终究是个懦弱的失败者。而属于多数中前一类的普季岑则是踏踏实实的，普季岑并不指望成为罗特希尔德，并不为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普季岑谦逊而安详，总是不声不响地微笑，他向加尼亚证明自己不做任何缺德事，所以加尼亚骂他犹太佬没有道理；至于银根这样紧，那不是他的过错；他行事合情合理，实质上他不过是代办“这些”事情的一个经纪人；由于他办事认真负责，已经在一些顶呱呱的人物那里享有极好的声誉，他的业务正在扩大。“我不能成为罗特希尔德，也没有这个必要，”他笑着补充说：“可是在李捷依内大街上会有我的一栋楼，也许会有两栋，到那时我就收场。”“没准儿会有三栋，谁知道！”他暗自思忖，但从不说出来，一直隐瞒着这个理想。造化喜欢并厚待这样的人，它会给普季岑的奖赏不是三栋，而一定是四栋楼，就因为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永远不能成为罗特希尔德。不过，造化的赏赐决不会再超过四栋楼，普季岑的事业也将至此为止。普季岑仍可说是多数中的成功者，但是是自安其份、自得其乐的成功者。
这里涉及的还只是世俗的成功，如果涉及到完整的人生，涉及到生命全部的意义呢？完整和深刻地提出人的生命的意义，提出人的问题的是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这可以看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疑问。罗札诺夫说：“传奇”看起来只是小说的一个插曲，可以分离，但实际上，却构成全书的核心，没有它甚至作者不会写这本书，而且不会写许多书，至少会缺少许多最好的段落。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小说可视作对此的准备，伊凡成为最后与最全面的发言人，沃德（B.k.Ward）也指出，“传奇”被普遍认为是最高理智与艺术水准的写作，别尔嘉耶夫说“传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至高点，是他的辩证法的王冠，最根本的人性自由问题由之得到了解决。34但在我看来，与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解决了这个问题，勿宁说他只是在提出有关人的自由和生命意义的最重大问题，而且是在“多数与少数”这一令他最感困惑的结构中提出这些问题的。
“多数与少数”这一看似仅仅是数量的问题，对人却具有一种头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我们正处身其中的这一各个领域都正向“多数支配”发展的时代里。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对这一问题感到困惑并非空穴来风，他强烈地感受到多数与少数之分近乎是一个人性的基本事实（所以他反复地提到它），但他又不愿相信这是事实（所以他宁愿让有争议或可谴责的人物来表达这一意见）。他不仅借伊凡·卡拉马佐夫之口表达了这一困惑，此前他也借《罪与罚》的拉思科里涅珂夫，《群魔》中的希加廖夫之口表达过这一困惑。拉思科里涅珂夫把人分成多数与少数；分成大多数普通人和极少数能说出新话的人。希加廖夫在他的社会体系中，也把人类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作为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说最后是十分之一的少数享有个人的自由和对其余十分之九的多数的无限权力。下面我们在分析“宗教大法官传奇”中自由与人性的深刻矛盾时，亦将看到这一多数与少数的区分。